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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解释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如果检索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就是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

上图顾宪成

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上图高攀龙塑像

由于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秦党、楚党、齐党之类。这里的党，并非政党。政党起源于近代，如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便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此前并无政党。明史上的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

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徐兆魁之流动辄诋诬对立面为“党”的做法，令人不满，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魏徵曰：自古上书卒多激切，即似讪谤，惟评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是’弹射不休矣。呜呼，范滂、李膺（东汉遭党锢之祸的清流名士）可对狱吏，司马诸贤（司马光等“元祐党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胜邪，寡不敌众，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清朝诗人黄景人的诗《杂感》中的一句，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必须联系上下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创作背景，否则容易断章取义，屈解作者的本意。

《杂感》是作者二十岁时创作的，他六赴乡试不第。寒窗苦读大半生，却还是穷困潦倒，怀才不遇，高不着.低不就，看不到人生的方向，继而愤而作《杂感》一诗。其实，黄景人本人还是很有才气的，他的诗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官场是黑暗到要用钱去打点的，而作者自身穷困潦倒，哪有钱去打点？纵然才华横溢，那也是要被黑暗淹没的。原诗是这样写的：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书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这首诗最亮眼的就是这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含意是：十个人之中有九个人是要遭遇白眼相看的（言下之意是得不到重用），最没有用的是读书人。是诗人对自己人生的深刻领悟，语言口语化，通俗易懂，反衬诗人因怀才不遇而发出的对自身鸣不平的一种感叹！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怀才还遇的苦逼之情。

当前，世界正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与时俱进，全民学习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懂知识.懂技术.懂管理的专业人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书生们，请大胆地秀出你的聪明才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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