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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三夹河规划(唐河县三夹河未来的发展图)

唐河县人大常委会巡河调研三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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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三围开封

李自成骑兵三千,“协从”三万抵开封西关。农民军大举攻城,时称初围。

南阳唐河县三夹河禁采区域内疯狂采砂 河长制 形同虚设

关于那场战事详情,除当事人白愚《汴围湿襟录》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志》可资。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祯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时,他不仅身在开封目击农民军围城的全过程,而且与明朝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等一道谋划守城防务。在开封第二次被围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率社兵(地方武装)守城。第三次守防,其为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中州先哲传》有其人二围时秉守职责的描述:“光壂与推官黄澍立城头,雪沾衣寸余不知也。”后黄河决口,淹没汴城,李光壂携家乘筏逃向河北,后流寓南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銮记录,成《守汴日志》一书,分日记载,委实详细。因李守汴有功,后授知县,“至清,不仕,隐居于河南通许县西李村,后以疾卒,终年六十七岁”。

在开封山陕甘会馆面见馆长韩顺发,我得见此书,那是一本残角卷起、水渍污面的旧书,韩顺发说:“我也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别让我讲了,书上都有。”

于是,我开始与一个前世老人进行“晤谈”,操戈双方该是怎样的杀戮:

贼攻西城,城垛口先是用桌面、门板以蔽炮矢,似乎抵御不住炮矢轰击,城头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员张坚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绑成筏,宽可跨三至五垛长,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黄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悬楼”,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来笨拙无比的“悬楼”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攻城农民军似乎死伤甚多,惹得“贼怒甚,射终日,箭插城垣如猬”。十五日,农民军以48人为一组扛云梯攻城,一个名叫朱之沧的守城兵士,缒城杀贼得首级一颗,赏银五十两。

李自成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盘算落空,连日来又强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闻知开封遭袭,两昼夜兼程赶回,所部入城前,顺手牵羊式“由孤魂坛穿贼营”进小西关,砍杀一阵后,遂统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陈永福儿子陈德在城头看得真切后,开水门放入。是晚陈永福一部官军恋战,杀得眼红,一时忘却归城,被清醒过来的农民军围住,直到次日早晨,还在小西关恋战,伤亡颇多。一名官军登上一屋顶,连杀七人,农民军不敢近前,只好乱箭射杀了他。

十七日,自成于西门外巡视,陈永福儿子陈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农民军自行解围,无史料佐证,不过翌日黎明,农民军前锋即向西撤离,直到傍晚全部遁去。当陈德射中自成,见“抱头惊拥而去,始知为闯贼也”。

陈德这一箭,后来多被认为是陈永福所射,故在大顺政权劝说总兵陈永福归降时,自成闻说永福忧虑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顾虑。再后来抗清之太原战役中,陈永福的守城是认真的,然最终“无路可走”归降了清兵,这是后话。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个王在此,宗室财富聚居,可谓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周王朱恭枵居住开封,两人在战时迥异的作为,虽不能左右战局,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命运。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临城当日,他不惜尽其家产,“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此举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时踊跃,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御。而洛阳福王却不纳官府意见,“一筹不画,一钱不舍”,十足“铁公鸡”一个。城上兵士军饷不济,食不果腹,多有怨气,这也是促成洛阳守军临战反叛的原因之一。城陷后福王家私不仅不保,连他的性命也丢掉了。农民军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见”闯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绑的曾经向他献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福王竟然大叫“吕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顿后,打四十大板,枭首示众。还把他的肉和鹿肉混合在一起,分给将士们吃,称为“吃福禄肉”。

战争的胜负致因颇多,情形复杂。洛阳失守,不是无兵无民可恃;开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于非常时期,官家谋划、调配到位,民自有奋勇者。

主动撤围的李自成部向西,连克密县、登封、嵩县。崇祯十四年七月,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众进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营,仗似乎越打越顺手。

自农民军解围西去,次日开封官府就督众修葺城垣,昼夜兼工,十日告竣。汴人预计农民军还会再来,却未料到有那么多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罗汝才合营逼临开封城下。是日下午,“贼七骑飞奔曹门(东城门),贴伪告示二张于栅上,守关兵士追之莫及”。当晚,李自成老营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约去城5公里,罗汝才安营繁塔寺。

二围开封,农民军精兵3万,协从40余万。在明史官方文书中所言的“协从”,往往是新入伙儿的饥民。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懈。“精兵”,也即跟随李自成多年征战的“老革命”,他们是农民军的作战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协从”和随军家属只能吃两顿饭。农民军声势大盛初围。

不过间隔10月,李自成已经学会了先礼后兵,曹门外告示也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斯文:“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最后却狠狠一句:“仍旧延抗,本营好杀恶生。”

二围开封的农民军,俨然以强者居高临下对城内人发话,并对急速膨胀起来的军队开始约束:“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

城内文武官员自感官军不济,祥符知县王燮无奈创立“社兵”,实则是组织市民参战的临时地方武装。既有社兵,必设社长。

枕戈待旦的农民军,二十四日攻击曹门至北门一线。

北城外,有明督师丁启睿由南阳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边筑垒防守。无墙可据的官军,一经接战,全面溃败至瓮城内。此刻,两军混杂其间,王燮即令加土塞门,官军哀号求入,丁启睿也恳请启门放入。当时知县王燮条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农民军汹涌纷至,已登瓮城,离大城不过数丈。要说这瓮城具备防御功能,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打狗”,可偏偏两兵相混,城头守兵不好援手,一时无计可施。危迫中,王燮议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师丁启睿怜惜所部将士不忍下狠手。尚在迟疑间,王燮令人众火炬齐抛,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时引火烧身。

一个文人断然出手,让职业军人的丁启睿目瞪口呆,然后是泪流满面。尽管有当事人李光、白愚事后叙述,但我还是无法透过纸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顷刻瓦解了厮杀,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没人能说清楚,面对由农民组成的义军的攻城,开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卖命、文人墨客的“铤而走险”,或许可以注解为愚忠、正统;那王府家奴、商贾、市民何以登城斗狠逞能,在北门瓮城险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备守城门,他们以土封堵城门,没至半,“贼来拆门”,周府人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手刃仇家般地砍掉头颅。

数日后,城上守备缺员。李光“设钱缗置城上,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那钱那饼,居然来自商贾的捐助。仗已经打红眼了,无论“阶级”,不问“政治”,给钱就打吗?

“没觉悟、没立场”的开封父老,几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凌厉攻势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这是旧历新年的日子,1642年开封人忘却了往年新年的祥和,也无法祥和。正月里该是天寒地冻的日子,那一天“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里人也不肯示弱,叫来僧人裸立女墙对骂,双方都助之大炮轰击。这仗打到了“风流”的份儿上,玩儿开裸体战了。

当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营移到城北三里许立帐。城上人能依稀瞭见营中往来,遂架起“红衣大炮”一尊,远射过去,正中其营,卷起飞烟灰尘一道,李自成幸免,移营土城外。

两军相持,双方不免紧张。正月初一前两天夜里,城中一佃户名王才,醉后向火,延烧草屋三间,一城惊惑。黄推官恐怕内奸细作,不细究严查,推王才于市斩杀。初三,自成恐丁督师归降部卒反水内应,将其众诱至老营点名,乘其不备,悉数缚手斩杀掩埋于莲池坑内。

初四那天,突然风雪交加。城上“大雪湿衣,兵寒难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立办两万件棉被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李光哪里有时间逐户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筹集。于是每一社兵出10件,家有店铺者出50件,商贾人家出30件,原为佃户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发给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围湿襟录》中,记录官民如此对话:“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语:“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话语之后,老大不小的爷们也都相拥对泣。

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史,唯河南开封最坚。坚在何处,由此可见一斑。农民军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后者继之”的汉子。在第二次攻打开封实施爆破时,要求农民军兵士每人冲进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回营休整,不足数的正法。

正月十三农民军掘洞炸墙可为例证。一连数日,农民军战士轮番飞至城墙东北角,掘出长长的洞穴,每日往返背负布囊装填炸药。是日,拉出长线,骑兵步兵千余预备濠边等待城炸开缺口出击。一声天崩地裂,砖石腾空,碎落飞溅数百米,设伏待命的农民军死伤惨重,城上城内却未伤一人,城墙外壁坍塌,里墙仅厚尺许,依旧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开封不成?

那不过是一种巧合,它却让农民军士气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

李光与众守官在城头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难有上文的描摹。第二天,开封城门大开,守城官家到罗汝才扎营的繁塔寺探看,营地牛、驴、马皮肠肺,间以人尸,污染满营内外。

曹门至北门外十余里,“尸体遍野、断发满地,死伤者无虑十万”。黄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遗牛三万头,官家禁止兵民掠夺,时以平素半价卖给农民,另遗妇女三千多,令亲属认领后,尚余三百多口,送尼庵供养。

农民军自行解围后,城墙固修。随后,其他剿匪明军依旧与闯王接战,“终不能扑灭,致有第三次围城之祸”。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崇祯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来援。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在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的架势。李自成主力暂且移师朱仙镇,稍经接战,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复围开封。

左良玉之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又不便“修理”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骨干兵力不过2.5万,相当一部分是他招安过来的原农民军部队。明廷明白,一个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复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资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的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的孙传庭部队。因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尚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首先指望的还是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这个军阀,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良玉年轻时曾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官运亨通。左氏对侯洵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有百万大军在河南,只能蹲着挨饿,到那时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却不说官军能否固守本境,防堵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侯洵的主张正好与崇祯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议一经提出,立刻被否决。侯洵无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全军北上有可能全军覆灭,但还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令五千兵卒开拔,声称30万大军随后跟进。这30万人马的弦外之音是粮饷的数字,还算聪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连忙回函言说,无法解决30万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崇祯起用侯洵不灵,开封无援。同年底,罢侯洵官职,重新将其投入牢狱。

后来,倒是陕西孙传庭部听从明廷的调遣,10万大军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进发,李自成部向西迎敌,两军在郏县接战,孙传庭部几乎被全歼,时在开封水淹城废月余之后。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等长等高,四墙外独独北墙突兀,有此地貌,沿东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葱笼的绿色植被,那一向被人认为的不毛之地由黄河冲积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开封人绝好的游乐之地。

以北城门为界,西边夷园,东边环城森林公园,名字连同那草木无疑是这座城市刻意的规划:环着城墙根,就着沙丘起伏的走势植树造林、圈地造园。假若不是现代开封人的提醒,谁能设想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

围而不打困城粮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归德府(河南商丘),扫清开封外围之后,大军压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阎李寨,罗汝才屯横地铺,两营纵广约十五里。

“贼后队俱到堤上,贼马往来不断,时有游骑下堤,将至城而旋。”此番三围开封,农民军围而不打。其间农民军在去城南数十里的朱仙镇打援,赶走左良玉部,复回围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没,中间开封守军实际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没有初围、二围久攻不破后的“谨慎”,围而不打绝不是农民军的性子。三围开封时,河南境内城邑已陷七八,多为农民军掌控,军事实力的天平无疑移往农民军一方。李自成深知开封维城意坚,但久困无粮无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内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吃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守城军民。

濠外堤内的小麦将熟,两方竞相抢收。相遇时,“兵多贼即走,贼多兵亦趋避”,不日,城边麦地尽收,仅存土堤边麦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开封五门俱开,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兵士割草喂马,民割草一担,卖价二百文,后涨到三四百文一担。野菜可食,每斤售价初五十文,后五百文。一连七日开封官民启城门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从一名叫崔卖婆的妇女身上搜到金银六锭,审讯后知道,此妇假采菜出城,密至闯王老营,言城中事,拿了赏银返回。想必崔卖婆只是投巧,区区一妇女能出卖何等情报?崔氏被斩于市,从此官府禁绝妇女出城。

最初城内还有粮食买卖,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南城有个名叫遇春的商人,以二斗粮一两银出价。恰值黄澍到南城巡访,拿了遇春,临刑前遇春央求说:“有麦八百石,愿以赎命。”黄推官厉声呵斥:“不要汝麦,只要汝头。”斩一奸商,抑制了麦价。不过到了是年六月后,“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

黄澍发银,委社兵购买民粮。起初官家还算客气,上门劝说,高价从百姓家中购粮,后来百姓也已基本断粮,不肯出卖余存。官家的客气变成了强霸,不断有官家闯入民宅,翻箱倒柜地收夺粮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饿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绝境。

杀人充饥弱中示强

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状已非文字可述,怎么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开封城死寂,多户人家粮尽的时候,已经无力出户走动,只能闭门等候死亡的降临。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掳人到背静处,杀掉割肉分食。虽有民间告至官府,官府也已无力侦破。

此时,守城官军被允许杀马充饷,竟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谚语有“卖狗悬羊”,战时的开封居然有“卖人悬马”、取不义之财这样往史未见的罪恶绝例。

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怎么维持生存呢?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读到《守汴日志》这一页,人会猛一悸愣,然后是一阵恶心。城里多水坑浅沟,水中有一种小红虫,即今天我们拿来喂金鱼的那种小虫子,当年也被饥民捞取,拌葱油炒食,名曰“金鱼子”。有骑马过来者,尾随一群人,争拾新马粪,捧回炒成淡黄,用水吞咽。先人的叙述令我无法想象,马粪怎能入口?

推官黄澍于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门至北门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饿死。“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也算铮铮汉子的黄澍面北长哭,遂写下绝命词三十首。汴城沦陷后著书《誓肌漫记》,只是失佚,今无从捧读。正是这位黄推官,三围时独擎大旗于曹门,招得万人于旗下结社,并在关帝庙以大铜罄盛酒,手刃鸡血与汴梁豪杰遍饮起誓,结义勇大社。又是黄澍每每凑足一顿牛肉、大饼,大餐之后,屡屡出城与农民军厮杀,居然次次小捷而归。一次,曹门将官高禄领兵夜袭敌营,被对方砍断双手,众兵把他抬回城上,黄推官一见,放声痛哭,给麦一石,米五斗,银五十两。

且不说明庭的腐朽,只说开封,只说黄澍,若是无能,岂能固守孤城数月不破。可见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为”。

河水灌城开封覆灭

历史上只有秦国王贲久攻魏国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时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样迅速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而1867年后,又是西来的“秦人”再次仗着大水灌城,把大梁旧地的开封城给彻底毁掉了。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黄河决口,“河伯震怒,水声远闻”。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南贼溺死无算”。据史料所录,李自成围困开封城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一万。九月十六日开封守军两营兵抱土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九月十七日黎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时隔3年余,也即由明到清的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过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开封城。

关于谁是决堤没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是农民军所为,而李自成大顺王朝毕竟未能坐得江山,没有话语权。白愚、李光壂说得也不很坚决,如白愚言:“黄河之水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时至今日,我的回答却更像反问:“现在更不好说啦,谁会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这桩悬案,糊涂悬将起来,再回到历史文字的陈述里。

推官黄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时间派家丁两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昼夜始到土堤,时在河北监军的王燮得黄澍手书,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余只大船,自乘小船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几人见片。到周王后抱头痛哭,后以舟船将周王及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边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间有携带财物,多被兵士搜夺劫取。民有呼告监军王燮,王燮立即枭首示众,以肃清道路,保障民众。

其实水没开封时,城上尚有兵卒数千滞留。巡按及时运粮、厚赏,命令兵卒恪尽职守,守备不懈。数日后,农民军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数千人登上西城,两军居然在城墙上交战两日,后因官军势弱力穷,登船北渡。

登城农民军逐渐增多,城墙地方窄小,军力施展不开。监军王燮决意再战,九月二十六日,秘密发兵三千,潜登西城。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数字不含水分,无疑官军是一次少见的大捷: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击。天数也许在两年前已经注定了,无论北京城墙本身多么威严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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