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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1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3纵8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2纵5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3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100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1946年9月，独立旅1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2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1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1连的都出来！1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7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18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一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二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三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1948年1月16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XX师（即16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⑤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16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⑥，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基本都是这样子。

那时的共产党人，敢直面人生，也不讳疾忌医。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展强大起来的。

“死一回了，够本了。”小说上这么说，老人们也这么说。

但老人们还说：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厮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充血、疼痛，逐渐地听觉和视觉都模糊昏花了。味觉也丧失了，皮肤也变得粗厚、麻木了，神经也因过度紧张而迟钝了。当一个人整个反应组织都被揉搓得变形了时，他的行为就是正常状态下人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

生活是大海，家庭是小岛。游啊，游啊，累了，就爬上小岛舒展一神经，歇息一下心灵和肉体。然后，再去搏击风浪。

可他们不是“278团”，也不能去哈尔滨跳舞。而且，他们中有的还未到应该游向“大海”的年纪，有的则差不多应该在那“小岛”上抱孙子了。

1948年1月24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份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以血肉之躯搏击铁火的连排干部和士兵，无论他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得非人，无论他们还将面对怎样冷酷的人生，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大都20岁左右，30岁左右，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再没文化，再不浪漫蒂克，对明天也有追求和幻想。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拖拉机种地的集体农庄”，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最现实的一顿“猪肉炖粉条子”，或是更高级一点的“小鸡炖蘑菇”，他们都想享受一下。而且，除了母亲和亲姐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未亲近过任何女人。连每到驻地都进行的传统的宣传活动，也不准接触青年妇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需要女人和家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软弱无能，也无论社会意识如何，当他面临死亡时，生命本身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可在这里能怎样呢？逃跑抓住可能被枪毙，跑回家去也可能被“动员”回来。都是五尺高汉子，也实在叫人不耻。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死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轻易得就像弯腰拣块石头。又因为他们特别能打，就经常被派去打硬仗，打恶仗。这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同时死亡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脾气就变得暴躁，凶悍而又野蛮。当然也免不了想入非非，有条件就想干点什么。拚命打一仗，死都了结了，不死差不多也能了结。

可不能出大格。

把“两头冒尖”仅仅归结为战争的残酷，是难以使人接受的。但谁又能说与此无关呢？

几乎每个老人都推荐几个老人，说他当年多么勇敢，英雄。慕名而去，有的说忘了，有的讲得味同嚼蜡。有的讲着讲着感情爆发了，“娘卖X的”和“妈个巴子”都来了，插句话都难。第二天接着谈，有的又味同嚼蜡了，或是又“忘”了。

那经历太可怕了。他们不想刺激别人，自己也不想做恶梦。

有老人给我读了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今征战几人回？

那些死了几次终于活下来的人，那些死几次终于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留在了黑土地的人，无论命名还是未命名，无论有名还是无名，都是英雄。

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像黄达宣老人那样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者，为大英雄。

窗户纸糊在外

草坯房子篱笆寨

用土打墙墙不倒

烟囱按在山墙外

大姑娘叼烟袋

骡马驮子驮大载

小伙跳墙狗不咬

大缸小墰渍白菜

养活孩子吊起来

说话满嘴苣麻菜

媳妇穿错公公鞋

慢帐挂在炕沿外

歘“嘎拉哈”决胜败

反穿皮袄毛朝外

索勒杆子戳门外

马拉爬梨比车快

两口子睡觉头朝外

狐狸皮帽子头上戴

冬包豆包讲鬼怪

先摆四个压桌菜

一怪：窗户纸糊在外

关东人的这一“怪”,实际上讲的是他们如何因地制宜生活的情况。

据《柳条边纪略》载:“宁古塔屋皆南向,立破木为墙覆以苫草厚二尺许，草根当檐际若斩,陶大索牵其上,更压以木,蔽风雨出瓦上,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做灶......

可见.关东天寒地冻,室内全靠火炕取暖。由于屋内火炕〈往往是南北大炕〉都是靠窗子,这就和窗外有较大的温差,如果把窗户纸糊在里边,就容易缓霜,使窗户纸经常脱落。

可见,关东人把窗户纸糊在外,是为了使室内火炕发出的热气得以保持,并与寒冷的外面形成温差,使屋里保持暖和而窗纸又不至于损坏。

另外,这种糊窗子用的纸与一般的纸不同,人们称之为“麻纸”,也有叫“麻布纸"的。《扈从东巡附录》载:“乌喇无纸,八月即雪。先秋,捣敞衣中败，入水成毳,沥以芦帘为纸,坚如革,纫之以蔽户牖。"这里讲的是把麻浸泡后做纸。民间还有一条谜语就是讲的麻造纸的情况:

“身穿绿袍头戴花,

我跳黄河无人拉。

只要有人拉出我,

一身绿袍脱给他。”

用麻造纸前,先要用水泡,当然是“我跳黄河无人拉",泡好后拿出,“一身绿袍脱给他”,就是把麻皮扒下了,用麻皮泡筛、沉淀后,便晾干成了“麻纸”。

这种关东民间的麻纸,又粗又厚,上面再用胶油勒上细麻条,刷好桐油,典型的“窗纸”就做成了。这种纸不怕雨水和潮气。雨水打在这样的窗纸上,能顺利地淌下去;潮气在上面一打,化成水珠,也无法浸入到里边,而是滴了下来如果把窗纸糊在里边,水就会顺窗纸流下,积存在下部的窗框子上,久而久之,窗框便会被浸烂了。

在关东,风大雪硬。将窗纸糊在外,有窗板做窗纸的后支撑,狂风再大,也不易把窗纸吹裂吹坏。春天风起,狂风尘土也不易把窗纸打碎。这是关东人生存的经验积累。冬夜,当北风扬起砂雪,“哗哗”地击打在窗子上,像千军万马在奔腾追逐,像战鼓在“咚咚"地擂响,可是屋内却温暖宁静,窗纸抵挡住了寒风冷雪的袭击,关东父老暖暖和和地睡在火炕上......

窗户纸糊在外,除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和抵挡风雪外,这种糊窗法还给人一种美感,反映了关东人勤劳和洁净的爱美性格。

在关东,一般人家的窗子都分上下两部分,靠下边的部分一般安上玻璃或“亮纸",上边的部分是“支窗"。糊在外的窗纸是糊在“支窗”上。支窗在冬日里关得紧紧的,到春夏天气转暖了,晌午前后,人们把“支窗"支起或吊起来,以便通风换气。这样,窗户的下部透明,上部一排整齐的“支窗",显得十分和谐美观。“支窗”窗纸每年春秋各糊裱→次,刷油绷紧。大风一吹,窗纸像鼓一样咚咚作响;十分动听;而用光又能通过下边的玻璃照射到火炕上,可谓一举两得。

二怪：草坯房子篱笆寨

人的衣、食、住、行,是人的文化及思想形态的反映,关东民间的这一居住习俗也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及环境的文化纪实。

房子是关东文化的标志。

关东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地理学家习惯称这里为东北亚区域,即指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和内蒙古五个省区,还有原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均属这一区域。在这一地区之

中,关东的吉林住房有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房屋的设计、材料的运用上,民间百姓的概括就是“土坯房子篱笆寨”。

土坯是什么呢?

关东百姓把草和泥合在一起,按在固定的模子中,做成一块块一尺长短的土砖,叫“坯"。在阳光下晾干,然后用来垒屋。

吉林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天又温热。一年之内有将近五个月的寒冷天气。用土坯盖房,既冬暖夏凉,又经济实惠。

土坯的种类分黑土坯、黄土坯、砂性土坯和木棒土坯四种。吉林民间把“脱大坯”算做“四大累”之一的一项繁重劳作。脱坯时,先将坯土堆积在平地上,把土中的疙瘩和杂物挑出,把“羊角”(草的民间俗称)层层放置于土中,浇上冷水,经过一天或半天时间的“闷”,使革和水都泡软浸透,再用一种名叫“二尺钩子”的搅合,这样,水、草、土完全粘合在一起了。再用木制的坯模子为轮廓,把泥填进去抹平,然后将模子拿掉,一块土坯就做成了。

还有一种坯,民间叫岱子。

据《松漠纪闻》载:“冷山去宁江州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复其枝干。”在这儿,草很多。为防寒,这些草将根扎入地下很深,盘结如丝,使土板结成整块儿。把这样的草连根带土切方块取出,用它来砌墙盖房也非常好,而且还美观呢!

远远望去,那用土坯砌成的屋房,墙缝整齐,给人一种坚实和温暖的感觉.由于土坯中有草,所以屋墙之中常有黄鼠狼和老鼠来做窝。它们在墙中间或墙根处掏了许多洞,在阳光暖和的日子里,它们常常伸出小脑袋东张西望,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篱笆寨又指的是什么呢?

篱笆在关东十分普遍,民间有“穷夹樟子富打墙”之说,其实夹樟子和打墙作用相同,只是材料不同而已。

平原地带盛产柳条、秫秸,篱笆墙往往用这一类枝条为材料。山里产木头,木樟子居多,有的人家干脆以圆木为樟子。《钦定满州源流考》载:“夫余有官室,仓库,牢狱,作城栅皆圆。"日本人小越平隆的《满州旅行记》则说“其城周以圆形木做为城栅”。人们在用樟子圈起来的院子里打上一口水井,有的人家还要在院子里建一座粮食楼子,放摆上酱缸什么的,还可以种些青菜。院子给农家带来了生活的欢乐。

关东人家的屋子都比较窄小,院子却很大。因此院子就成为办重大事情的“道场”,这里所说的大事,指的是红白喜事。

办红事,来客多了,喜桌子往往摆到院子里去,前村后屯的人都来。各种仪式如拜天地一般也在院子里举行。

办白喜,更要在院子里搭席棚、设灵棚、请喇叭匠和鼓乐班,分坐在院子一边,棺木停在中间,供小辈和亲友们祭拜。

一般人家夹樟、修篱笆往往是为了安全和取暖。过去人烟稀少,地方荒凉,常有狼狐出没咬人吃家禽。篱笆寨可以防止野兽进入,也便于家狗看家望门。

另外,有的篱笆寨子修得离窗子很近,这样就起到了遮挡风雪的作用。北方的风大雪猛,篱笆寨可以使大风雪减速,不直接扑打在窗子上.保住了屋子里的热气。

三怪：用土打墙墙不倒

清嘉靖年间，满清的乌拉部建都于乌喇河岸红尼罗城，并修筑了城墙。由于当地土质特殊，曾流传“土打墙墙不倒”之说，因此城墙全部是用土堆砌而成的。

四怪：烟囱放在山墙边

在关东，烟囱安在山墙边，这是这里的百姓生活的发明与创造。关东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无论是蒙族、满族、汉族和朝鲜族，他们的住房都是“烟囱安在山墙边”。首先，这是和关东的气候和人们居室设置分不开的。

关东很冷，室内全靠火炕来取暖。据《北盟会编>载：关东民众“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棚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桦树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南向……”这里的人们,把“土炕”视为战胜严寒，度过隆冬的重要设备，因而便不能不考虑它的性能。而火从灶燃起至变为烟飞出，以柴或草的燃烧力，均为8一10米内(指平均温热度)。一般土屋中的火炕，大致6一10米，有的小一些，但做成“连二”火炕；满族的炕为“万字火炕”，其长度也在10米之内。可见，烟囱安在山墙边，是为了延长烟火的走向，让柴或草的热度均保留于炕内。

关东民间，在没有使用煤之前，山区以杂木为燃料，素有“满山小杂树、烧柴不用愁”之说；而乌拉的平原地带则烧“羊草”。这种草又粗又硬，干后很耐烧。无论是山里或平原地带，烟囱安在山墙边都是为了保持炕内温度的绝妙之法，又是节省燃料的精密打算。

据东北著名的民俗剪纸学家王纯信介绍，烟囱安在山墙边，烟囱桥子处常常是农家安放鸡窝的地方。就是在严寒的冬季，也可以在里做窝孵小鸡，而且可以使母鸡多下蛋。

另外，烟囱安在山墙边，还可以减小烟囱安在房顶对房顶的压力。同时，房上如果修了烟囱，烟囱底部往往最易漏水、渗水；春天雪化的水也往往易从烟囱底下流入房里，易烂房木。所以，烟囱安在山墙边就减去了这些麻烦。

朝鲜族的住房，也是烟囱安在山墙外边，他们往往用木板做成长条形方筒烟囱，口径每边约25厘米，位置在房屋的左侧或右侧，直立于地面，烟脖（烟道）卧于地下。关东地方的各民族先民均在烟囱上动脑筋，有的人家干脆取一段枯死大木，掏空其心做烟囱，这在关东山区至今仍然随处可见。这种烟囱制做简便，由于屋内火炕面积大，火洞长又多，烟火在炕内洞里循环时间长，当火烟走到烟囱口时，已无火焰存在，所以也很少发生火灾。

另外，关东民居将烟囱安在山墙外边还可以节省烟囱所占的室内面积。同时，烟囱整齐地坐在房山头，远远望去十分美观。这些独立式的烟囱，当地称“坐地烟囱”，它们使房屋显得整齐，像一座座小塔，点缀在关东民屯之中。

五怪：大姑娘叼烟袋

外人到了关东地区,看到大姑娘嘴上叼个大烟袋时,都会感到很惊奇。在关东,大姑娘一般指没过门的女孩。大姑娘为什么会叼上了大烟袋呢?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关东人的生活吧。

每到春夏时节,关东的黑土地上一片翠绿,那就是家家种的“关东烟”的烟苗。每到深秋,关东农家小院里一片金黄,那是家家在晒烟叶。这时,风中飘荡着阵阵烟草的奇香。到了严冬,温暖的关东人家的炕头上,

老人们笑咪咪地坐在一起,抽着关东烟儿。

身穿绿袍头戴花,

到老被人捆又扎;

勒的小脸黄又紫,

专和炭火结亲家。

在关东民间,这是大人小孩都熟悉的一条谜语(民间叫“猜闷”)，而谜底就是“烟”。

烟有防蛇、防蚊虫的作用。早期的长白山区，为开发而来的各族先民及在大山里淘金、放排、挖参、狩猎的人们,劳作歇息时抽烟,吐出的烟雾能使毒蛇惧怕,不敢靠近人。同时,烟袋油子一一一种积存在烟杆和烟锅里的“膏”,也能放出强烈的气味,使毒蛇闻而生畏。这就大大帮了山里人的忙,无形中要求入山的人必须会抽烟。在“入草”前(进入老林子里作业）,人们还要在腿布带子上抹点儿烟袋油子,以防蛇咬。

同时,烟灰还是一种民间常用的止血药。在老林子里作业,万一受了外伤,人们就顺手捏一点儿烟灰抹上,既杀菌又止血。

挖参的人,更离不开烟。每当发现了人参,把头就喊“打火堆”、“点蚊烟”。这时,小打(小伙计）要给把头点上一支烟,让把头叼着边挖边抽。小打在一旁给把头扇扇子。风把烟一刮,烟味飘散在把头的周围,蚊子就不敢来叮咬,把头就会专心地去“抬参(挖人参)了。大山里的花脚蚊子很多又很厉害,用手哄赶都哄不过来,只有用烟来驱赶。

在东北，冬天的雪很大，天气很冷。行帮之人常常呆在大车店、把头屋、工棚大房子、地子、地窖子、花子房、跑腿子窝棚等地方“猫冬”。冬夜寒冷又漫长．人们干什么呢?抽烟。

抽烟是一种“营生”。大伙边抽边唠，消磨那漫漫的长夜、寂寞的光阴……这样，烟和关东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行帮外出，狩猎钻山，赶大车的在外，抽烟又可以解除一点寒冷，顺便烤烤手、暖暖嘴。

烟在关东，已遍布家家户户。

每年给朝廷的贡品中，包括上等的“黄烟”，这是促使关东黄烟大量种植的原因。关东早年的特产，主要是大豆、木材、烟叶和麻。据《吉林地志》载：在关东，烟是仅次于木材、大豆的重要物产，在俗称“南山沟”的桦甸和敦化、蛟河、敦化北、额穆等地，出产的烟最多。关东烟叶有独特的香味，很受内地老百姓的喜爱。明清时关东烟叶就运销内地，年运量有百万斤左右。

九怪：养活孩子吊起来

其实,此俗说怪也不怪,养活孩子吊起来,是指把孩子放在“悠车子”里.让孩子好好地睡觉。悠车子·也叫邮车子、腰车子,还有的地区叫炕车子、晃车子的,其实就是“摇篮”。过去,关东人家一般都是砌南北炕,媳妇或婆婆往往坐在炕沿上,手里一边纳着鞋底子,一边推着悠车,嘴里还哼着风趣的《摇篮曲》：

“悠啊悠啊,

快点睡觉别哭啦。

狼来啦,虎来啦,

黑瞎子背着鼓来啦;

老虎妈子跳墙啦,

舌头伸出老长啦;

正在窗外望你哪。

咬羊啦,咬猪啦,

宝宝你可别哭啦。”

边悠边唱，真是一幅关东的农家乐图画。

这种有趣的悠孩子工具,是聪明的关东妇女发明的解放自己的工具。东北的妇女劳动量很大,她们往往是手里干着活,嘴里哼着摇篮曲或唠着喀。为把自己解放出来,琢磨着创造一种工具,既能让孩子睡觉又能干活,悠车子应运而生了。这里还有一个有关悠车子的故事呢。

据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有一个媳妇,丈夫常年在外,她带着孩子过日子。每天还要下地干活，没办法,就把孩子装在一只筐里背着下地。地边上有一棵树，到了地头.她把装孩子的筐挂在树上,然后才开始干活。

一天,她正在干活,听到有动静,循声望去只见树下有一只小鸟在打滚。她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只小乌鸦从树上掉下来,把腿摔断了。媳妇是个好心人,就扯块破布把小乌鸦的伤腿包扎好,又送到树上的乌鸦窝里。

转眼到了夏天。这一日,她照样到地里干活,把孩子睡觉的筐挂在树上就忙开了。突然,草丛里跳出一只大兔子。媳妇想,要能抓住它,给婆婆做一顿兔肉吃,那该多好啊!想到这儿,她扔下手里的工具就在后边撵开了。

兔子走走停停,她也追追站站,不知不觉追出二里多地。兔子没抓住,这才想起孩子,她急急忙忙往回跑。

离老远她就听孩子哇哇的哭声。她打眼一看,啊呀,可不好了!只见一条花脖大蛇盘在树上,伸着长长的脖子,吐着红红的信子,直往筐里扑。只见装孩子的筐沿上,站着一只大鸟,蛇一扑,那鸟就用尖嘴啄蛇,护着孩子。

媳妇急坏了,不容多想,抄起一把锄头就扑了上去,一下子把蛇打跑了。她哭着背着孩子回了家,把这事对婆婆说了。可婆婆也老了,抱不动孩子了,媳妇决心不再带孩子到地里去了,于是就想出了个主意:把装孩子的筐挂在屋里的房梁上,让婆婆坐在家里悠着.这样既安全还省力,孩子也舒服。

一来二去,人们见这个法子好,就都这么学,于是关东地区就有了“悠筐”。后来,妇女们又发现,孩子放在筐里只能坐不能躺,于是就做个长形的筐,使孩子能在里边睡了。

有了悠车子,妇女们真是方便多了。有的妇女悠一下悠车子,还要跑到外屋去烧火贴大饼子,或是到院子里给猪鸡添食。悠车子悠一下,到车子自己停下来,大约需要十几个来回。麻利的女人还可以乘机去挑一趟水呢.当然,传说是传说,但悠车子的产生和关东的游牧民族有关。

实际上,悠车子的产生,最早出自关东的少数民族。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是勤劳勇敢的狩猎民族。据《东蒙风俗志》载:这些狩猎的民族,如蒙族、满族、赫哲族、锡伯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妇女,外出狩猎时,把兽皮吊在树杈上做成篮让孩子睡觉。目前尚能见到的资料是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其卷一云:“帖木真九岁,拙赤合撒儿七岁,合赤温额勒赤五岁,帖木格斡惕赤斤三岁,帖木伦女方在摇车中也。"这里所说的‘摇车"已是比“摇篮”进步了的育儿工具。这是因为蒙古等游牧民族走出森林,来到草原,他们便把吊起来的摇篮改为左右摇晃的“晃车”(即摇车),挂在勒勒车上,开始了草原上游牧育儿的时代。

北方的汉族先民,看到兄弟民族这个育儿方式很好,也就采用了,还有定居下来的其他少数民族家庭。

做悠车子,要由家里的“能人”动手,能人指手巧的男人或妇女。材料是用薄木片,先用锅的汽水熏软或用开水煮软,“弯"成一个案子面大小的长方形,接头处用皮绳或铆钉对死,拼扎牢靠,再上好底,悠车子就成形了。

这时,外面还要涂上色彩。有的是红地画黄花,有的是黄地画红花,还有的是黄地画杂花。不管画什么花,在上下边缘要画上“云卷”表示孩子长大了能升官,能“飞黄腾达"。还有的画的是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四郎探母"、“王小捕鱼"什么的。也有画上松竹凤鹤的,图个吉庆。绳的上方往往挂个玩物,如彩色的鸡毛鹅毛、纸糊的小葫芦、小风轮等,这些是孩子临睡前逗孩子玩的民间玩具。

悠车子因它高高地悬挂在屋里的大梁之上,狗猫鼠之类不易上去抓挠孩子。悠车子一晃动,苍蝇、蚊虫就会飞开,婴儿睡着了,也少受或不受它们的叮咬。另外,当悠车子一动,还能生出一股小凉风,可以消除孩子身上的热汗,使孩子睡得舒坦.由于悠车的四周大约有半尺到一尺高,晃动时虽然有风,但不会直接吹到孩子脸上身上,孩子不会感冒。

另外.由于悠车子前后一动〈吊在梁上,就是人不推动,它也会自然地微微摆动),使睡在里面的孩子不至于总躺在一个位置上,这就不会使孩子“睡偏了头”。关东地区的女人常说:“睡悠车的孩子,长大了漂亮,好看!容易找人家。"

做悠车子，选什么木料很讲究。最好选用结籽多的树木做料，如榆木、松木、隐喻着多生儿育女。也有专门选用柳木的。这因为“柳"和“留',音相近,取其“留”意,是希望把这个孩子很平安地“留”在世上，不至于被灾祸夺走。

还有的专门用雷击木来做悠车子。据说,遭雷击过的东西,恶魔已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就有了避邪的作用。用它来做悠车子,便可保孩子平安健康。

悠车子的使用,也有一些说道。一般的人家不愿意自己做悠车子,往往是向一些日子过的“红火”的人家去借。据说这样,孩子也能像这家人一样,长大了能光宗耀祖。

借悠车子时,一定要选对方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孩子没病没灾的;特别是谁家小孩子睡了此悠车子中了状元,当了秀才举人的。这样人家的悠车子,便十分的金贵。

谁家子女多,长得都挺俊俏、好看,这样人家的悠车子也常常被别家借去。这样人家的悠车子，往往也成了这家主人的骄傲。和谁家关系“靠”(特别的好〉,那家一生了孩子,这家主人就会主动找上门去,说:“把我家的‘那个’拿去吧!”

“真心哪?”

“咱俩谁跟谁!”

“啊呀,叫我咋谢你呢!好吧,等我们‘宝儿’懂事了,过年去给你们祖上磕头......”

于是,借到悠车子的人家十分感谢,并且记一辈子对方的好处。甚至这个孩子长大了,当老人的也会常常叮咛孩子:“别忘了×××的恩情。你小时,人家借给咱们‘车子’！”

上述情况是人们乞求平安、吉祥的一种心理表现;是人类对疾病和死亡的惧怕而产生的一种对平安幸福的追求心态。“悠车子”体现的是关东民间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也是北方民族朴实善良、憨厚大度的品格和心绪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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