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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曝“魔岩三杰”现状:何勇张楚都神经病了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

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

《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不

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

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

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

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

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

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

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

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吴珂的消失像那个年代的倒塌一样成谜

“当然，摇滚的圈子里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于1995年5月11日遇车祸去世），不知名的还有很多，吴珂是不知名

的，但是他很闪光，很有女孩缘。”直到现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们提起吴珂，情绪上还是难以名状。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

着。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就是其负责出版的。吴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岁的吴珂在八王坟哭着恳

求父亲，要搞摇滚乐。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最后因为吸毒，吴珂还是走了。吴珂的父亲在采访中自责地说：“还是我害了他”，吴珂母亲至今还记得那

个日子——1996年9月7日，“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珂”作为一个起点，盛志民解释说，吴珂当时是个谜，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于是辗转找到了他的父母，

说服他们说出了当年的情况。吴珂跟张炬不一样，张炬去世，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重要的印记，而吴珂却没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摇滚乐的无名者。其实那个年

代，吴珂在摇滚圈里很是个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华，所以在这部片里，他不该被忘记。

吴珂是怎么消失的，就像那个年代如何轰然倒塌的原因一样，很少有乐手能说清楚。何勇和张楚都认为，没人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完全是懵的。

“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吴珂的朋友、乐手马培说，“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不知道。”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然后是搞电影的，最后才是画画的，现在整个倒了过来。”马培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

摇滚乐的审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拨人中，现在只有崔健还有举办个唱的号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现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之后，他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和拼盘演出中，人们都说崔健变了。

可盛志民却并不这样认为：“崔健没变，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但他搞真唱运动就是是拐着弯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在片中愤愤地说：“说白了，在中国，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而曾经带着这拨人征服香港红磡的张培仁感叹，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爆发时没有虚佞的商业主义阻挡。上世纪90年代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很可惜，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十年。”

何勇是片中镜头最多的，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台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轻小伙，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场，他还唱“姑娘漂亮”，但已经喊不动了，因为他变成了发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片中张有待和何勇吃饭时的一段谈话显然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何勇：有Landy（张培仁）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怎么了？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

……

何勇：我其实现在最想在云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区、青岛海边……有个小院，养只狗，看看书。我不是说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想现在过过这样的日子……

张有待：（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是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最终是养狗？

何勇：养狗，但是你想这样的话，除非我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则我根本没有钱……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张有待：你这是废话，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去问马路上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我想这样，我想找一个海边，养条狗……这么过日子，你这也太小资了。

何勇：……我其实就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心里的东西没准儿能出来。

张有待：那样就更出不来了。

无论出现或毁灭是自然规律

《再见，乌托邦》素材有13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了90分钟。“我拍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解掉。”

当年的“魔岩三杰”对这部片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回避。何勇根本没看这片子，盛志民说，“他看了也许会生气”。张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窦唯只看了

张培仁采访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摄提供给盛志民的。“虽然他不接受采访，但他给了我他的影像和音乐，这也是他的态度。”盛志民说。

再次看过影片，盛志民告诉早报记者，“两年前，我还认为1980年代是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无论它出现或是毁灭，这个是自然规律。”

早报记者追问“是否相信会有下一个轮回”，盛志民连连点头。

影片最终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号声响起时热泪盈眶的“摇滚果儿们”，他们心中的十年，也许还是无法替代，而所有与之相关的词：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难忘。

晏婴(约公元前585-前500年)，字仲，谥平，世称晏平仲，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市)人。齐人夫晏弱之子。是齐国杰出的政治家，也是齐国历史上唯一可与管仲并称的一代名相。他从公元前556年袭父爵为齐国大夫，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齐景公时为国相。孟子曾赞之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说：晏子“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为政期间，大力提倡以礼治国，省刑薄敛，宽政惠民，敬贤远佞，反奢倡俭；在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机智善辩，不辱使命。为政敢于犯颜直谏，以匡君过。因此，刘向在《序录》中称赞晏婴“尽忠及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现仅就其治国主张及措施列述如下：

一、国运靡常以礼治国

晏婴当政期间，齐国公室日益哀微，大夫专权日益严重；并且屡屡发生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的现象。在这“礼崩乐坏”,“国运靡常”的形势下，为了使国家稳定、社会安宁，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并付之于实践。晏婴指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点，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失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只要以礼治国，就会出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社会秩序。”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不能治理国家；大夫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国君；儿子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父亲；兄弟之间不讲礼，就会互相残杀。因此，无礼或者有礼而太守礼，整个社会就处在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

晏婴认为，君王的守礼是十分重要的。他常常规劝景公要带头守礼。淳于国人献一美女给景公作妾，生了个儿子叫荼，景公很宠爱他。有些大臣商量想让景公废掉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晏婴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违礼的举动，使规劝景公说：“不能这样做!以贱敌贵，是国家的大害；废大立小，是祸乱的根源。阳生年长而受国人拥戴，君王不能废掉他!”他又说：“立太子有一定的礼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长。希望君主能够用礼来教导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恶，用大义引导他，使他不要贪婪于私利。长少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长幼就有序不乱而合乎伦理了。”可是，景公不听晏婴的劝告，还是立荼为太子。

结果(景公死后)，田氏杀太子荼，立阳生为国君；后又杀了阳生，立了简公；最后又杀了简公将齐国据为己有。(《晏子春秋·内篇谏》)

晏婴还重视运用礼义来抑制私门的发展。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齐国发生了陈、鲍氏与栾、高氏的激烈战斗。据《左传·昭公十年》载：

五月，庚辰日，齐景公、陈、鲍之军和栾、高之军在齐都的稷里作战，结果栾、高之军败北，接着他们又在齐都庄里被战败，齐都人民都追击栾、高，结果又在鹿门战败了他们，最后栾、高亡命鲁国。陈鲍二氏要乘机瓜分栾、高两家的财产。可是晏婴却认为这是违背礼义的行为，他义正词严地告诉陈无宇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亡本世，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在晏婴看来，义和利相比，义是根本，只有用义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违礼的越规行为。否则，见利忘义，就必然招来祸患。他强硬地指出：必须把栾、高的财产献给君王。陈无宇听了晏婴的话，就把栾、高的财产都献给了齐景公，然后自请退隐莒国以养天年。晏婴就是这样，遏制卿大夫的利欲，从而维护了公室的利益。

另据《左传》、《晏子春秋》的记载，田氏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在自己的封邑内，采取了小斗进、大斗出的惠民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结果田氏笼络了民心，扩大了自己宗族的势力。面对田氏势力的迅速增长，齐景公十分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是请晏婴帮助想办法来遏制田氏势力的增长。晏婴提出的遏制田氏势力的手段就是礼。他认为只有礼，才能阻止田氏代齐的进程。他说：“唯礼可以己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就是说，根据礼的规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对国人妄施恩惠，百姓不能懈怠劳作，财货不能迁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职，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收国家的赋税。这样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就一心为国，就会避免私人势力的强大。为了使臣民懂礼、守礼、保持社会稳定，抑制私人势力的发展，晏婴劝谏君主在守礼方面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这样，天下有礼之士就会簇拥在齐侯的左右，从而为治国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那些无礼之士就难以容身。这样，就会使姜齐政权得到稳定。

正是由于晏婴重视礼义，强调以礼治国，这才使当时齐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桓、管霸业的余绪，使齐不失为大国而自己也身显诸侯。

二、薄敛省刑宽政惠民

史称景公奢，由于其赋敛无度，刑罚苛重，使得百姓负担过重、上下矛盾异常尖锐。针对这一情况，晏婴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缓和矛盾，稳定局面，概括地说，就是薄敛省刑，宽政惠民。

(一)薄赋敛

对于齐国的赋敛之重，晏婴早有觉察。《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当晏婴出使晋国，与叔向谈到齐国的状况时指出：“此季世也，吾不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民人痛疾……。”这就是说：齐国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无限度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把老百姓收获的三分之二，都纳入公室，只留下一分让其维持最低的衣食之用。结果是公室所积聚的粮食、财物都腐朽生虫，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对于这种情况，晏婴是焦急不安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诛祝史时，晏婴趁机劝说景公行仁敛，薄赋敛。说：“处死祝史也解决不了问题，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泽的水草，由舟鲛看守；荒野的柴，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渔，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无法取用。偏远乡野之人，也都来到齐都服役，靠近齐都的关卡，向商旅税征暴敛，世袭大夫的家人，强行向商人索贿；处理政务不遵守法律，对人民谋求无度，可是宫殿却每天都在兴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宫的宠妃在市场上巧取豪夺，朝庭上的宠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强烈，如果不给，就诬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祷告是有益处，诅咒却有坏处，然而从聊城、摄城以东算起，到姑水、尤水以西，齐国境内的人民很多，不论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胜过千万愤怒人民的诅咒呢?贤君假若要诛杀祝史，还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齐景公听了晏婴这番话，感到很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各级官吏推行仁政，并且撤销省都的各处关卡，重新开放禁止百姓民进入的场所，最后减免租税，轻赋簿敛。景公自己也下罪己诏，向国人谢罪，从而使民受惠而国以安。

《晏子春秋·景公问千圣君其行如向，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篇也载看晏子谏景公薄赋敛的内容：

晏子进谏景公说：“我听说，问道的人是想改行政道，明白了道理的会肃然起敬。现在君王的赋税繁重，所以百姓离心离德；市场上贸易欺诈诳骗，所以商旅断绝；玩好充斥市场，所以日常家用匮乏……。身旁满是嗜欲贪婪之人，全国一片非议责骂声，而您却不加考虑”。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于是下令不要再进献玩好，市场贸易要公平，不准欺诈，宫室不要再修饰，没有完工的建筑停止修建，停止劳役，减轻赋税。晏婴还要求景公，要注重渔盐业和关口的管理，取缔奸商不法之徒。赋税，对农民只收取十分之一。晏婴关于薄赋敛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证了齐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省刑场

齐景公时，由于严刑峻法，致使齐国“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晏子春秋·内谏下》)在市场上则是“履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

对这种情况，晏子进行了一次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三年》载：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晏婴以靠近市场便于体察民情，有利于治国行政为由而拒之。齐景公问：“贤卿既然住在靠近市区的地方，你知道物价的高低吗?”晏婴回答说：“我既然住在市区，怎敢不知物价的高低呢?”齐景公问：“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呢?”晏婴回答说：“义肢贵，鞋子便宜。”景公听言，知受断肢酷刑的人太多了，遂下令减轻酷刑。对此评论家说：“一个有仁慈的人，他的话都是为了众人的利益。由于晏婴的一句话，而使齐君减轻了人民的刑罚。《诗经·小雅》篇说：‘贤臣如果能推行仁政，那么乱事就会停止’。就是指这类事情而言。”

《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省刑之谏是很多的。如：“景公欲诛骇鸟人，晏子谏止”、“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止”、“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止”、“景公以抟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晏子谏止”、“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止”等等，可以说是为了省刑，晏子谏君无所不及。

晏婴还要求景公：“减轻刑罚，如果是死罪的减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减为惩罚，如果是惩罚的就免罪释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主张对严酷的刑罚加以改革，反对对民众滥施暴力，对于缓和当时齐国国内不断激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百姓的安定生活，是有其积极社会意义的。

晏婴的薄敛省刑主张，是与他“宽政惠民”的仁政思想相一致的。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恣意掠夺和杀戳，这无疑是对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保障人民生活财产，是大有益处的。

三、选贤任能，惩治谗佞

选贤任能，惩治谗佞是晏婴治国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没有大批的贤能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曾总结了桓公得以称霸诸侯的历史经验，认为：“先君见贤不留(留迟滞)，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当齐景公问晏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如何举措时，他明确地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反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则是莫大的不祥。他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在识贤方面，当景公问取贤得人之道时，晏婴指出：“观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君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认定其身，……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就是从其社会交往上，从其实际活动中的关键时刻，来具体考察人才的优劣；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和一面之辞来作决定。

在任贤方面，当景公问任人之道时，晏婴指出：“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就是，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注重其所长，不能过分究其短。晏婴对齐桓公拜管仲的相，任贤不避私仇；举宁戚为大司田，任贤不弃微贱的大度胸怀，极为赞赏，并努力效法之。据《史记》载：

晏婴的车夫刚开始为其骂车时，以为自己是为国相驾车，神采飞扬，甚为得意。但不久这位车夫改变了态度，处处表现出一种谦让精神。晏婴见他改变态度，便问其中的缘由。车夫如实地告诉了他。原来，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丈夫驾车时那种自得神态。等到车夫回家，他的妻子提出要离婚。车夫问其原因。妻子便对丈夫说：“晏婴身高不过六尺而做齐国的国相，并且名声显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神情安详，考虑深远，非常谦恭谨慎。你身高八尺，却为人驾车，而且神态非常自得，我因此要离去。”从此以后车夫就变得谨慎廉虚起来。晏婴因为车夫能听从妻子的劝告，自勉自强，一心向上，于是就把他推荐给景公做了大夫。

齐景公时，晋国举兵攻伐阿、甄。燕国也侵扰河上，齐国军队节节败退，景公非常忧虑。这时，晏婴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他说，田穰苴虽是田氏庶出，但很有才能，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所说后，急忙召见田穰苴，并和他谈论用兵之道。穰苴果然精通兵法谋略，景公很高兴，便任命田穰苴为将军，率军抵抗晋、燕之师。由于田穰苴治军严明并按军法斩杀了迟到的监军庄贾，军威大振。特别是由于把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兵的拥护，士气高涨。结果，晋军听说后撤军而去，燕军也渡水退回。田穰苴率兵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晏婴在主张举贤用贤的同时，积极主张惩治谗佞。他指出，恶人不去，贤人不进；谗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边的谗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贤良，危害国家，故为国之大患，晏婴把这种人比做“社鼠”、“猛狗”，力主惩之，除之。《晏子春秋·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篇曰：国家也有这类社鼠，国君的左右近侍有的就是。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善恶，在宫外靠权势迫害百姓，不除掉他们，国家就要混乱；但要诛杀他们，他们却被国君保护而受到宠爱，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国家也有猛狗，这就是某些当权的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想来求见您这大国的君主，可是他们都迎上去咬他们，这些人也就是国家的猛狗啊!君主的左右亲近是社鼠，当权的人是猛狗，君主怎能不被蒙蔽?国家怎么能没有忧患呢?因此，明君贤臣治国，必须尊贤、举贤、用贤；去谗、除佞；如此则国治民安。

四、反奢倡廉节俭力行

齐景公时，奢侈腐败是齐国朝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淮南子·要略》篇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钟赣。”景公如此奢侈腐化，而齐国百姓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晏婴一次次地进谏景公止奢侈，行廉政。一年大雨连绵一连下了十七天。但是，景公仍然是日以继夜地饮酒作乐，并且派人巡视国中，罗致善歌的人。晏婴听说后，愤然去见景公说：“大雨连绵下了十七天，房屋毁坏的每乡都有数十户，缺粮挨饿的百姓每村都有好几家，年老体弱的人，天寒受冻连一件粗布衣都得不到，忍饥挨饿连一顿糟糠都吃不上。他们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然而君主却日夜饮酒作乐，令人到处罗致歌人不止。用国库的粮食喂马，用牛羊肉养狗，三宫姬妾都饱食膏梁肥肉，您对狗马姬妾不是太优厚吗?对乡民百姓不是太薄情了吗?我身为国家大臣，忝居百官之列，却让百姓灾民受冻挨饿，使君主贪恋酒以失去民心而不知忧虑，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景公纳晏婴谏，授权晏子赈济灾民。三日期满，官吏赈灾完毕。晏子上报说：受灾贪民一万七千家，用去赈灾粮九十七万钟，柴薪一万三千车。毁坏房屋的二千七百家，用去修缮费用三千金。景公听毕，然后回到宫内，降低了饮食标准，不再击鼓奏乐。晏婴又请求景公裁减侍从和使君主移情丧志的歌儿舞女，结果三千歌儿舞女被辞退。

景公曾问晏子说：“我想穿古代圣王那样的衣服，住居代圣王那样的房屋，如果这样，诸侯就会来归顺吧?”晏婴趁机讲明了行德政、施仁义，爱民节用的道理。他说：“夏禹、商汤、周文王并不穿同样的衣服而统治天下，并不是靠服装来使诸侯归服的，而是真诚地爱护百姓，成功地施行善政。古时曾有身穿极为简朴的衣服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礼拜他们的服饰，而是归顺他们的德政。古时曾有居住木巢洞穴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礼拜他们的居室，而是归顺他们的仁政。”他又说：“现在君主您把楼台阁榭修得没法再高了，把池塘挖得没法再深了，还极力追求雕镂的精巧，花纹的精美而不知满足，那么这乃是在与百姓结仇啊。我想这样下去，国家恐怕要危险了，您也不得安享了。您竞然还想使诸侯来归服，不是也太难了吗?”晏子谏止了齐景公的奢行。

在反对奢侈腐败的同时，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虽然晏婴身居相国高位，但他严以律已，廉洁从政，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十分节俭，为百官做出了榜样。吃的是“脱粟之食”、“肉不足”，穿的是粗布衣，仅有的一件皮衣，竟穿了三十年。住的是“近市渊湫嚣尘，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上朝时，常坐弊车，驾驽马。在婚姻方面，仍以老妻为伴。晏婴生活如此俭朴，可他一再辞去景公赐与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租、辂车、乘马等，为百官作为表帅。

晏婴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认识到，清廉则为福，贪欲则为祸，而且能够自觉做到以德抑欲，以义御利。《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平定崔庆之乱后，功臣都受到封赏。景公曾赏赐给晏子邶殿(今山东省昌邑市西)附近六十邑，晏子不肯接受。子尾问晏子：“富，人之所欲也，何独不欲?”晏子说：“庆氏由于贪图封邑而招致灾亡，而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控制欲望的结果。反之一旦增加邶殿的封土，这固然可以满足我的欲望，然而欲望满足了。死亡的日子也就快到了。这并不是我讨厌财富，而是深怕因此丧失财富。况且富有如布帛的宽度，最好是加以适当限制，而不让它任意变化。人都想在富裕中生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随心所欲地享用。因此就用道德来规范限度，不可以过分富有，这就叫做财富的限度。财富过多，欲望太大就会惹祸，因此我才不敢贪婪太多的财富。”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景公派梁丘据给晏子送去华车好马，一连几次，晏子辞而不受。他对景公说：“君主您让我统理的百官，我率先节减衣食，给百官、百姓做榜样，然而还担心他们奢侈浪费而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现在华车好马，在上面君主乘坐，在下面我也乘坐，那么百官、百姓不讲礼仪、衣服饮食奢侈而无度，就没办法禁止了。”可见晏婴的倡俭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不仅为了改变齐国奢侈腐败的政风，同时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安定国家，稳定人心。

由于晏婴的克己奉公，尚俭倡廉，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上廉相的楷模。对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人弦章便深受晏婴的影响，被誉之为：“弦章之廉，晏子之遗风也。”(《晏子春秋·外篇》)《隋书·地理志》载：“齐地男子务农桑崇学业，其归于俭，则颇变旧风。”明嘉靖《青州府志》称：“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的移俗不无关系。”可见晏婴尚俭倡廉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之深远。

五、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晏婴身为相国，曾多次代表国君，或接待使者，或出使四方。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晏婴总是以其机智善辩，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晋平公准备攻打齐国，派范昭前往齐国观察刺探有关情况。齐景公设宴招待他。酒喝到尽兴时，范昭故意挑衅试探，先是提出要用景公用过的杯子饮酒，接着伴醉让奏周王的乐曲。晏婴识破了使者的心机，给以针锋相对地回击，全都拒绝了他。事后他向景公解释说：“范昭为人，不是浅陋而不懂礼仪，而是想试探我们君臣，所以拒绝了他。”后来，范昭回国报告晋平公说：“齐国是不可以攻伐的，我想试探一下他的礼法行为，而被晏子识破了。”对此孔子高度评价说：“夫不出手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意为不出筵席之间，而退敌于千里之外。从而阻止了一次不义之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晏婴重视以礼治国，他把重礼的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外交活动中去。强调诸侯相交以礼为先，反对诸侯间的无礼和非礼之交，让列国宾服。

有一次晏婴出使吴国，吴王听说晏婴非常机敏且善于辞令，使想嘲弄晏婴一番。当晏子到达吴国时，掌管接待的侍从官吴王的吩咐对晏婴说：“天子请见!”晏婴一听非常吃惊，心想齐、吴都是诸侯国，吴王怎么可以自称天子呢?这不是有意蔑视齐国吗?随后他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但没即动声色。“天子请见!”侍从官连喊三声，晏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侍从官飞报吴王，吴王只好亲自出来接见晏婴。晏婴见吴王出来，便首先施礼，然后问吴王：“我是受齐君之命来贵国的。我是一个糊涂人，而糊涂人常常受骗。方才听侍从官高喊天子请见。您既然以天子自称，那我今天就是踏上天子之朝了。不过请允许我大胆问一句：原来的吴王应放在哪里?”吴王听后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改变了称呼，行了诸侯国的礼节，与晏婴正式相见。吴国朝庭中的官员见到这般情景，私下里无不赞叹：晏婴真是一位勇敢机智的外交家。

晏婴经常出使各国，他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庄重的举止，威严的气势，应对如流的言辞，倾倒了各国诸侯，完成了与诸侯修好的外交使命。晏婴出访鲁国时，鲁昭公问他怎样才能使国家安定、民众归服?晏婴回答说：“我听说傲慢大国，轻视小国，国家就危险；轻率断案，加重赋税，百姓就会离散。事奉大国，扶助小国，是安定国家的根本保证，谨慎断案，减轻赋税，是聚集百姓的办法。”(《晏于春秋·内篇问下》)，此后晏婴又出使鲁国时，鲁昭公却突然说：“我听说贵国的君主是一位邪僻不正的君主，为什么凭您的德行，却去侍奉他呢?”晏婴略加考虑后回答说：“我没出息，我的族人又不如我，依靠维持祭祀祖先的族人有五百家，因此我不敢选择国君。”晏婴走后，鲁昭公对人说：“晏婴是仁德的人啊!他使齐国国外无诸候侵犹的忧患，内无国家不振的忧虑，却不自夸炫耀；谦虚不自满，本是安邦定国，却托辞是为了供养族人，晏子可称得上是仁慈仁德之人了。”(《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晏婴奉命出使楚国，国为当时楚强齐弱，楚王便想羞辱晏婴借以显示自己的威风。楚王与群臣设下圈套，单等晏婴就范。晏婴来到楚都东门，但守门者却不给他开门，硬要在大门之侧的小门接引他，晏婴明白了这是楚国君臣在设法戏弄自己，便大声对守门的侍者说：“出使狗国，才从狗门进，我今天是出使楚国，不该从这小门进。”于是守门者只得从大门迎入晏婴，进见楚王。楚王见了晏婴便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从容答道：“齐国都城临淄有若干里巷，人们举起袖子可以遮住太阳，挥把汗就像下雨，人比肩继踵，到处都是，怎么是没有人呢?”晏婴回答说：“齐国任命使臣，各有相应的对象，那些贤德的使臣出使贤明的国家，不才无能的使臣出使不才无能的国家。我最无才无德，所以最合适出使楚国了。”楚王宴请晏婴饮酒，喝得酒兴正浓时，两个官员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说是齐国人一犯了偷盗罪。楚王看着晏婴说：“齐国人本来就是善于偷盗吗?”晏婴反唇相讥说：“我听说，桔树长在准水以南就结桔子，生长在淮水以北，就成了枳子，叶子空自相似，那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啊。现在这个人生活在齐国不偷盗，进到楚国就偷盗，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盗吗?”晏婴的回答使楚王瞠目结舌。心悦诚服地对晏婴说：“圣人是不可以戏弄的，寡人反而自讨没趣了。”(《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使楚，当受到楚国君臣侮辱时，以机智善辩，嘲了楚王的无礼和愚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提高了齐国的声誉，更使自己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敢于直谏，匡君救失；为政尚礼、重民、举贤，节俭身体力行，从而使趋于落势的姜齐政权，能够在列国争雄中不失其大国地位，得到了诸侯们的敬佩，后世的景仰，被称为一代贤相。以致太史公不得不由衷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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