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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湖州古桥为例

摘要：湖州，“天堂中央”的城市，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闻名。古桥，作为水乡泽国的湖州的文化遗产，其历史非常久远。但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古桥的地位日趋下降，造成其严重的破坏，古桥传承的文化及以此为代表的湖州文化也渐趋衰落。湖州文化的未来走向如何，我们将如何去继承这些文化等给我们留下艰巨的任务与历史使命。本文从湖州古桥出发、阐释古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分析古桥文化的继承情况，并对湖州的古桥文化及湖州历史的文化继承、保护、开发提出建议。

关键词：湖州古桥，古桥文化，文化继承

湖州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几万年以前。距今6000多年前的丘城遗址和4700年的钱三漾遗址可以证明早在原始社会，勤劳勇敢的湖州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灿烂文化。从这以后几千年，在天目山麓，太湖之滨，苕溪运河两岸孕育了无数名人英才，积淀了许多人文，防风氏曾在下渚湖畔建国，“茶圣”陆羽曾徜徉于顾渚山山水水之间，写下了不朽的《茶经》，张志和曾寄情于西塞山前，留向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口述传说“笔祖”蒙恬到善琏，演绎了今天的湖笔文化节。“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的历史的升华，累积成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湖笔之都，茶竹之地，文化之邦”之悠久文明。

罗开富先生曾这样描述过湖州人文的价值：一个城市找出几件有价值的人文景观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湖州这样丰富而厚重的人文景观则不容易；一个城市找出几个有价值的人文观念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湖州这样深邃而博大的人文思想体系则不易；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要找出几件昨天的人文并不难，但是要找出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人文，就更不易了。[1]但他只是从正面论及湖州的人文价值笔者认为历史在岁月中逝去，饱经历史沧桑的湖州现已一步步沉沦，除了举办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节来温故一下，还有何种方法能让历史定格积淀下来呢。南浔古镇遗址的修复是现代化的杰作，历史的原貌荡然无存；湖剧的濒临灭绝；古代园林的破坏等都让人扼腕叹息。为什么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会消逝的如此之快，笔者通过对湖州文化的代表――古桥文化的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和建议。

一、湖州古桥及古桥文化介绍

中国有句古民谚:“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鱼则行，”在民间流传甚广。只是人们常常丢掉这谚语的后两句:“乡不在穷有桥则通、人不在涩有文则光……”在太湖流域的江南，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桥，古香古色的木桥，精制玲珑的石桥，现代化的高架桥……。缓缓的细流，湍急的河水阻隔了人们的相互往来。五、六千年前祖先们在多河多渠道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为求利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作为太湖流域的水乡泽国之一，湖州的桥自然也是如蛛网密布，素有“十步一桥”之说。据一九九三年编撰的《湖州市志》记载，一九九○年湖州有各种桥梁8200余座，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3座，比世界水城威尼斯多一倍以上。但这个统计数据是将现代化的桥梁与古桥统计在一起的。其实在湖州，古桥在河流纵横的江南更是值得一提的。在江南，没有哪座城市有像湖州这样数量多、品类多的古桥。目前，仅湖州市区范围内登记在册的古桥就有248座，有11座被列入了文物保护单位，年代跨越南宋至解放前。清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当时乌程、归安二县的桥共有1417座。湖州的古桥有气势磅礴的大作，如双林三桥、湖州潘公桥、菱湖安澜桥、南浔通津桥，永丰塘桥、洪济桥等；也有轻盈灵巧的小品，如菱湖五圣桥、双林紧缩桥、履泰桥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几座匠心独具、个性鲜明的古桥，勘称天下古桥绝品，有潮音桥、双林三姐妹桥，寺前桥等。历史悠久的古桥，积淀了湖州浓浓的桥文化。每一座古桥，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且文人墨迹，楹联诗词，给湖州的桥文化增添了不少风韵。笔者对湖州的古桥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采录，下面就对湖州的古桥极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介绍一下。

（一）湖州古桥

湖州的古桥如天上的繁星一样，不胜枚举，下面就举两座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来看一下。

1、湖州潮音桥

湖州潮音桥为湖州城内三大著名古建筑，为湖州桥里桥（潮音桥）、塔里塔（飞英塔）、庙里庙（府庙）“三绝”之一。在湖州南街南侧，东西向横架于东苕溪。潮音桥是浙江省八座立交模式的古桥之一。该桥西岸河街商店林立，为避免割断沿河街道，建桥时在西侧次孔跨西岸河街，桥上桥下均能行人，在中国古代建筑上实属罕见。据主书法家谭建丞所著《谈湖州的桥》记载，此桥桥脚盖桩密排极深，可千年不动摇，且离桥墩数大，便有皮木桩和石垛。桥堍四角建桥时必放果核四种，桥成数年后萌芽成树。据说有香樟、松柏、枸杞、石榴。现桥体上生有枸杞、石榴树。关于桥名“潮音”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目之水浩荡而下，至湖州碧浪湖，途穿城南入市，水流湍急入海潮，此为一种说法。二是现桥址为古潮音渡，两岸皆有渡亭，以蔽风雨。儆炌有《潮音桥两亭记》记其事。万历三十年（1602）桥圮，次年湖州知府陈幼学重建，东西堍置桥阁，三十三年（1605）竣工。明崇祯年间（1628－1644），火焚东阁后修复。现桥为清嘉靖年间（1796－1820）重建。三孔石拱桥，长54.2米，三孔总跨为29米，宽5米，高7米。两堍桥台阶宽大，每级用两条石并列，各为27级，行人上下不觉吃力。两侧栏板用石质制成吴王靠，可供行人休息。桥两堍置白石卧狮，今仅存一只。

有关潮音桥建桥历史另有说法，潮音桥的前身是皇佑桥，为北宋建筑物。据南宋嘉泰《吴兴志》及《吴兴志旧编》等书述，北宋皇佑中（1049－1054），湖州迎禧门慈感寺渡口，撤渡建桥，以年号名称为“皇佑桥”元佑元年（1092）知州事张询辇拱石为架阁楼址，说明皇佑桥在元佑七年前圮，仍靠舟济渡。南宋建炎三年（1129），慈感寺址从迎禧门移至今桥址，又设慈感渡寺。明洪武十五年（1382），僧行立为便渡客，在寺前重建潮音、普门二个渡亭，改名为潮音渡。“潮音”之名取于舟山普陀山潮音洞，传为观音大师现身处。这些都是关于潮音桥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年代非常久远的桥。

（二）湖州双林三姐妹桥

在湖州市双林镇北，跨嘉兴湖州航道的万元、化成、万魁三桥，俗称“姐妹桥”，均为三孔石拱桥。化成桥居中，东距万元桥225米，西离万魁桥122米。在同一条河流上，不到350米，并列三座同型石拱桥，在我国建桥史上实为罕见，三桥如幼龙竞戏，涉足清波。这三座姐妹桥是我国古桥中的精品。

万元桥：万元桥始建年代失考，明嘉靖年间（1522－1566）曾遭倭寇破坏。清康熙年间（1662－1722）构筑木桥，名“福成桥”。雍正八年（1730）易木环石，改今名。现桥为道光十四年（1834）里人陈文镛复募，至二十年（1840）落成。三桥中以此桥最挺拔秀丽，全长51米，宽3.5米，高7米。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砌置法，用五根长系梁加固。两堍各有石阶44级，桥顶护栏用花冈岩凿成吴王靠，供行人歇足。护栏石间有望柱二十根，饰刻姿态各异的石狮十对，形象栩栩如生。栏板末端设有抱鼓石。为了方便行人推车，在桥栏旁浇灌水泥便道。桥孔旁镶嵌4－5米石柱。

化成桥：又名塘桥。为“双林三桥”中创建最早的。元佑延年间（1314－1320）塘口化成庵一僧始建木梁桥。明洪武初年（1368）易木改砖。永乐时（1403－1424）改建为木梁桥。嘉靖年间（1522－1566）改建为三孔石拱桥。明崇祯三年（1630）重修时，里人沈桐《化成桥崇祯庚午年重修兼筑石路记》文中说：“化成桥长三百余尺，阔二十尺，易木环石，方而为圆，并七为三，工制坚实，形形势壮伟屹然，为一镇之奇观。”据清人吴若金《双林志》记载：“化成桥在石漾东，其地即东双。桥畔常缆客舟，多乘夜航，谓之夜航埠。桥上设立灯杆，烂燃如昼，四方商贾，望杆而集。”明清时，在桥梁上设灯杆招商，在中国桥梁史上实属罕见。化成桥桥形结构与万元，万魁桥相同。全长46米，宽3.4米，高6.6米。拱券采用分节并列式砌置法，肩墙为钉靴式砌筑，用五对长系石加固。桥南台阶41级，桥北为36级。桥南与街道连接，商店林立。桥北附近有基督教堂。护栏置吴王靠共行人休息，石栏板与16根望柱相接，其末端置抱鼓石，并雕有一对伏狮。

万魁桥：在双林镇禹王庙北，居“双林三桥”之西。西临风漾河最广阔，最初为木梁，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里人顾某始募环石，八年（1669）桥才竣工。乾隆五十五年（1790）桥塌改建，五十八年（1793）与化成桥同时落成，倪汝进撰《重建万魁桥记》，因此比旧桥增高5尺，桥体魁梧。万魁桥三孔石拱桥，桥长51米，宽3.2米，高6.8米，两端各有台阶40级，桥顶设吴王靠，桥栏板与24根望柱相接。桥下百舸争流，河岸泊舟众多，成为双林水上繁忙之路。

这三姐妹桥，是近6平方公里以内的以凤尾展翅为主题的凤尾。而塘桥头的头……凤凰头是正前方约3000米的阳道桥，此桥是单孔拱桥，桥形似鸟头，紧挨桥边的两口水井是凤凰的眼睛。在凤头与凤尾中间的两边各建有对称的东虹桥、西角桥，形如凤凰翅膀。中间的凤体就是古镇双林。在凤头与凤尾直线上建有章家弄、塘桥弄等的连接作为脊椎骨，其他密布的桥为肋，形态各异的居民中插建的许多小花园或凉亭或池塘为凤凰身上的羽华。

（二）、湖州古桥文化

湖州的古桥不仅数量众多、造型奇特，巧夺天工，它所孕育的文化内涵更是让世人瞩目。

在湖州的每一座桥都有一个美丽的的故事。笔者搜罗如下：

横跨在湖州城北东西两若溪汇合处的“潘公大桥”，系明代治黄功臣潘季驯所建，它是一座功德桥、廉政桥。潘季驯，湖州环诸乡人，官至刑部、兵部、工部尚书，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前后达27年之久，功勋卓著，名垂青史。在年老回湖州后，看到东西两苔溪汇合处交通不便，险象环生，便慷概解囊，捐银2500两建桥。时五年建成，乡人将此桥命名为“潘公桥”。当时民间还有诗传诵:“秦岭响石运东苔，千里磷骑归途遥，采得奇磐西域返，中流砒柱挡狂潮。凿工五年推坚苦，河神一夜伏魔妖，建成勋业利后世，博誉银河潘公桥。”

长兴有一座“吠桥”。是一座七孔排柱式石梁桥，始建无考。明洪武七年(1374年)乡人重建，相传这里本由一位绅士置渡而不收渡费。一日，某秀才渡河时叹气道:“既然有钱造船，为啥不造月桥呢?”此话传到绅士耳中，他对秀才赌气说:“你有本事在此造月桥，我用青石板从桥瑰铺到你家门口。”一年后，秀才倾囊在渡口造好石桥，但家中仅存一片田了。而绅士实现诺言，用青石板铺到秀才家时，秀才已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中只存一条“狗”不忍离去。乡人为这事，将一月“田”和一条“狗”合成“吠”字，定为桥名。

吴兴区东林镇有一座“糖桥”，又名印仙桥。讲的是一玻仙曾卧在桥上卖糖。想买糖的人，只要付一个铜钱，就可自己拿一块糖。买糖的人总是选最大的，其中一个小糖人几天没有买。后来，一农夫将小糖人买去吃了，几个月不吃不睡，农夫怀疑自己生了什么毛病，后来想到了这是由吃了小糖人所致。于是他便冲上桥去找跋仙算帐。跋仙獭洋洋地说:“人之所以不能成仙，就是顾虑重重，疑心太重。你现在不吃、不饿、神色很好，这不是成了神仙吗?现在九洲胜地任你游览，何乐不为?”农夫仍大骂殴打不止，跋仙便笑嘻嘻地在农夫背上轻轻拍打了几下，说:“还我糖来”。“小糖人忽然吐出。而农夫即刻饥不可忍，跋仙化清风而去。而桥石上则留下了卧仙的形象。于是此桥便称为“印仙桥”，农夫知他是仙人悔之不及。

出于对桥的崇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积累了不少人桥合一，以桥为吉祥物的风俗习惯。

德清新市镇中的有座“太平桥”。该桥建于500多年前，居民为了求得吉利平安，风调雨顺，财源广进，便名为“太平桥”。谁家嫁女娶亲总是吹吹打打，成群结队过桥以求吉利，谁家生男养女第一次剃头，总是抱看婴儿走过此桥以求平安。

菱湖镇原有一座探花桥与一座状元桥相对而望。过去凡是婴儿满月，由其舅父抱着到街上走一圈，并要经过状元桥和探花桥，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成材。

德清县城关镇上的孩儿桥，始建于宋治平年间。是一座单孔石桥，原名清河桥。相传桥南瑰姓沈的乡绅，因无子传代继承家产，就天天到桥北城隍庙求子，心诚意切，终于感动了桥神而得子。此后，清河桥更名为孩儿桥。后来，镇上年轻人新婚之际，女儿出嫁都要过此桥，以求早生贵子。浙北地区的走桥风俗，可说是千年遗风。走桥指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人走三桥能治百病。当日，村姑少妇相约成伴而行，必经三桥并不走复路而返。在那里有“行过三月桥，一年病灾消”之说。

桥联，是桥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桥联是对联的一种，它题刻桥柱、桥栏和桥亭之上。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司马相如。传说，司马相如初去京都长安，在成都城北十里升仙桥题词:“不乘马高车，不复过此桥”。此乃开桥头撰联的先河。湖州人建桥，很重视桥联的配置。尤其清代以来所建的桥梁，桥联更为丰富。这些桥联虽大部随着古桥的纪覆而消失，但现存的仍有百联之多。现选几联，以餐读者。

东西乃四海通衙，舟揖往来，水接龟澳流白些.

南北为三山要道，货财殖聚，梁飞橄市跨金堤。

—德清澈山安济桥

重修逢亥岁，算来甲子三周;

旧建向龚方，刚出长城五里。

—长兴五里桥

南通北达，上连天目下苔溪;

风大云扬，远及东林近洛水。

—德清大通桥

叠浪南来千万脉，源从天目;扬帆北去八十里，颂达翻顶。

柳暗花明，掩映一塘望太堡;山重水复，弯环十里到清溪。

—德清太堡塘桥

二、湖州古桥文化的受众性

以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两座比较有特色的古桥以及深厚的古桥文化。湖州的古桥可谓星罗棋布，湖州的人在悠悠古桥的风韵和潺潺流水的音律下一代一代地成长，时至今日，孕育在小桥流水文化中的湖州人对古桥文化的认识有多少呢？笔者根据不同的文化层次、年龄、社会背景走访了湖州的居民，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湖州古桥文化知多少？

笔者在这一部分里设计这样几个问题，并进行了走访：

第一，你知道湖州的古桥的传说和故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湖州居民的回答让笔者很满意，因为故事传说都带有一定的趣味性，迎合了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老一辈的人总喜欢对下一辈的人讲述真写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因此大家都对这些故事于了强烈的认同感，因此关于古桥文化的故事的那一部分，在湖州人这里继承保留得非常好。

第二，你知道湖州古桥的楹联吗？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对双林三姐妹桥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询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感到很痛心。在这里，鲜有人能对刻在桥上的楹联熟记下来，居民的回答是这样的：“对于这些个对联，自然会有人去记录，我们就不用去花心思了。”笔者在思考，如果大家都存在这种想法，那么这样古老的文化靠谁去继承呢？笔者叹然。

第三，是针对在校学生的，笔者在调查之后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校的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赵州桥的，而且对赵州桥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对湖州古桥的熟悉程度。当问及一些学生知道湖州的古桥有哪些吗，大部分学生只对几座离自己的生活圈子近的桥有印象，很少有学生了解湖州大部分古桥的。有的连桥名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对古桥文化的了解了。

第四，关于湖州古桥文化背后的民俗的受众性。前面的几个问题仅是停留在古桥文化的表层，而对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民俗的继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湖州居民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对古代文化的重视度越来越低。就拿走桥这以风俗来看，现在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河流中了。因为现在社会的节日文化正在一步步淡化，想必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现在过年，年味越来越少了，元宵节的氛围也没有了，更不必说对那些民俗的继承了。这种凝聚在地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桥文化逐渐被现代文化所掩盖，试想，按照如此的发展趋势，那么所有的文化不都要走上一条克隆似的道路的了吗，一千个哈姆雷特都趋同于一个了。其实，一些现代的文化现象是应该提倡的，比如婚俗就简，薄葬等等，但是在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一些被历史所认可的古代文明文明是不应该丢弃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二）大众对古桥文化的保护意识

对古桥及其文化的了解甚少，本来就是意见让人十分担忧的事，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湖州市民对古桥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不仅是市民，就连当地政府对古桥的保护都是不屑一顾的。且看新华网浙江频道2002年7月9日电《一座百年古桥，在水乡湖州市菱湖区和孚镇陈塔村掀起了一场文物保护风波》。

菱湖区和孚镇陈塔村的保隆桥是当代村民认为保存最完好的古桥，可2002年6、7月间，古桥石料被村里以75000元价格卖给了桥贩，辗转到了桐乡乌镇。村民都为此感到惋惜，无可奈何，只能发出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座古桥了”的感叹。而村支书却一直在为“卖桥”寻找托辞。因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2]看到以上的材料，笔者感到了欣喜，因为农民有保护古桥的觉悟和意识。但是当地政府却没有保护古桥的意识。同时笔者对这一现象又有了一分深层思考，市民的意识仅停留在思维层面，并没有付诸实施，尽管文物局有所表示，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从这个案例，我们对湖州人对古桥的保护的意识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在走访过程中，还了解到，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古桥的交通价值根本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应该拆除，代之以新的现代化桥梁。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拆旧布新的力度，创建现代化的都市氛围，因此就有了很多诸如以上的拆桥的事件。

（三）古河道的污染淡化了湖州人对古桥的情感

住在古河道周围的居民，很少有人具有生态的观念，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有自来水，但是大多数居民还是喜欢在古河道里清洗生活用品，并把生活垃圾倒入河道中，这样古河道的污染日益严重，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河水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人们就认为该封河填河，从而使其淡化了一直对他们有哺育之恩情的河流。

三、湖州古桥的近代命运和当代开发现状

笔者在调查以后，感觉湖州人对古桥文化的认识着实让人堪忧。为什么那么繁盛的古桥文化，会在现代湖州人的眼中渐渐退去呢？笔者认为这和湖州的现代化建设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湖州古桥的近代命运与当代开发现状

我们先来看一下湖州骆驼桥。骆驼桥至今仍在城市最中心，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座骆驼桥了，而是一座水泥钢筋砌成的现代化桥梁。骆驼桥边上原来有个集市，叫骆驼桥市，地上也是铺着厚厚的黄沙。相传这是赵孟頫曾经卖字的地方，可惜已经无迹可觅，桥边的马军巷是南宋大将军韩世忠的马军巷营驻扎过的地方，可惜也跟骆驼桥一样，只剩下一个空名了。据《湖州晚报》的一位记者回忆，1953年他刚回来湖州时看到骆驼桥，还是一座高高的石拱桥，而现在‘哪怕一两件石构件也找不到了。”湖州的许多古桥没有毁於战争，而是毁於建设。还有双林三姐妹桥，历经800年，一直完好无损，可惜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借石造公路，竟把凤凰头拆走了。河两岸只剩下古桥的残迹，被芦苇掩没着。凤凰的眼睛也被挖得面目全非。据明代万历《湖州府志》记载，当时仅府城内就有尚书桥、西回桥、乌公桥等45座。明末，清代又修了不少桥，解放后因城市扩建和发展交通，大多被拆除了。这以后，还出现过多起古桥被撞，被盗，被卖的事件。如，2003年6月，吴兴区织里镇杨某自然村，一清中期单孔古桥被部分村干部认为没什么用处，决定将其拆除。当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赶往现场阻止时，古桥已被拆了一半。

过去登上飞英塔，就可看到横架在龙溪港上的大通桥。那是一座五孔石拱桥，五十余米，如长鲸伏波，如月轮沉江，即使在多桥的江南也难得见这样气势雄伟的拱桥。湖州的桥你远望它，登临它，绝对给你的是一种王者气概、大家风范。可惜的是湖州旧城改造，新建市陌小区时，不知为什么把这么一座好端端的古桥给拆除了，代之新建了一座仅能过往行人及自行车的水泥桥。让人不明白的还有月河漾上浮霞墩的两座美丽的石拱桥，记得桥柱上刻有楹联，不知还有谁能记得写的什么。一座通往乌盆巷，一座通往金婆弄，那可都是唐时街巷。可是现在也已荡然无存了。还有甘棠桥双桥也被拆除了，代之而新建了一座名为“四新桥”的水泥桥，月湖也已经消失了。更不知建桥时是因为资金短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桥的两头草草铺就的石阶粗放如同高坎，行人过往无不啧有烦言。我们看到这些年消失的还有驿西桥、横渚塘桥……它们消失的原因是碍航，真是湖州的悲哀！在迷失了昨天的同时也丧失了未来的机会，本来湖州可以让世人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可看。

现在随着运输业的发展，航道流量增大，一些主干航线的古桥成了碍航桥梁，90%以上的古桥遭到过来往船舶的碰撞，有的千疮百孔，有的石板塌陷。古桥与航道的矛盾十分突出。仅在湖州，双林屹风塘桥曾被船队所撞，桥梁向东倒塌，桥石压在拖轮上，导致桥毁船沉，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从此消失。位于东宗线、建于1850年的永丰塘桥由于净宽、净高低于航道标准，成了航障，使国家投资2亿元的四级航道无法发挥效益。而来往密集的船也将古桥撞得伤痕累累。位于湖申复线的五谷塘桥被挤撞成危桥，管理部门只好一度封锁航道。双林三桥也不同程度地被船舶撞损桥体、破裂。另外，城市扩建、农业园区改造、水利建设也使一大批古桥受损，湖州的潮音桥与庙里庙、塔中塔并称“三绝”，但近几年来（河道）两旁高楼耸立，相形之下，古桥却因缺乏维护、桥上茅草丛生而失去其古雅秀丽的容颜。它们面对苍天，似乎在告诉人们：在人文甲天下的地方，再奇巧的建筑，遇到野蛮，也会遭到破坏，遇到愚昧，也只能是悲叹，他提示着人们：不要在让文明的失落继续重演。[3]

面对如此的现状，让人感觉了一种揪心之痛啊。古桥文化在历史的岁月中渐渐被遗忘，悠久的文明在现代化的建设中被一层层掩埋。今日的湖州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剥落了古老的衣衫，换上了水泥加钢筋的现代建筑、冰冷的机器和夹生的外来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中，湖州人享受到了物质文明带给他们的无比的快感。可是，殊不知，青山绿水在咆哮，古老文化在悲泣，人文精神在哀鸣。看不到了，一切都看不到了。湖州人眼里只有闪闪发光的金币，他们再也难以看到青山绿水和自己的人文了，可悲可叹啊。

罗开富先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使劲往前跑时，望了带上一件东西，它就是人文，其核心是传承了六千年且兼容并蓄了世界其他文化精华的财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不能忘记一个真理，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积淀，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就成为过时的东西。忘记了人文，将使我们的发展失去理性；忘记了人文，将使我们失去曾经拥有的心灵宁静和情感快乐；忘记了人文，民族就没有希望。[4]

湖州古老文化呈现了如此不堪的发展趋势，着实应该让湖州人清醒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保护我们古老文化的重要性了。

四、湖州古桥、湖州古代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一）对湖州古桥的保护和开发建议

在以上的叙述中，完美对湖州的古桥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湖州古桥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文化价值之高，是很多地区都无法媲美的，他为湖州的秀丽山水增添了内涵。湖州的古桥可谓是

“湖州一绝”。然而就是这样巅峰的古桥和古桥文化却正在遭受着毁灭性的打击，满目疮痍。建立一套合理的开发和保护古桥及其文化的制度，已迫在眉睫。笔者在调查访问之后，认为对湖州古桥的保护应该提高对古桥文化价值的认识，达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制定科学合理的的古桥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提升当地居民对保护古桥文化重要性的意识。

南浔区的历史可追溯其前身即东迁县，始建于西晋（282年），距今已有1730多年的历史。县境东至平望官河（今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老运河），北至太湖诸溇港，南至新市、乌镇、双林、琏市（今练市）、含山，西至湖州府城东二十八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中心城区南浔镇自南宋淳祜季年（1252）建镇至今已有757年历史。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南浔东57里的地区划归平江（苏州）镇区成为湖州境东之门户，聚居居民日增，村落规模初具，因滨溪遂称浔溪。浔溪之名一直沿用至南宋宁宗（1195～1224）朝。南宋理宗时（1225～1264）文献记载“南林一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由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遂称南林。至淳祜季年（1252）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称南浔，并设镇官，元末张士诚据南浔，于至正十六年（1356）筑城（南浔太尉古城距今已有653年历史）。明洪武二年（1369）拆城修建苏州城。明末潘尔夔《浔溪文献》云：“阛阂鳞次，烟火万家；苕水碧流，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部，实江浙之雄镇。关于“烟火万家”之说，明万历至清康熙、乾隆、道光时，史志都有此记述。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南浔经济繁荣时期。南浔之成为江浙雄镇，是因蚕桑业和手工业缫丝的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1958年10月南浔与东迁、马腰、横街、北里、三长五个乡合并建为南浔人民公社，南浔镇属公社的18个大队之一。1983年由省辖湖州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1986年撤北里乡，归并入镇。1988年，湖州市撤郊区人民政府，南浔直接由市领导。1992年7月，经湖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镇区为市级经济开发区。1993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南浔水陆交通方便，鲍诊在《南浔小泊》中说：“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称之为水市。经过近十多年的建设，已构成了水陆并举的交通网络，被誉为“小莱茵河”的长湖申航道（含运河段）和318国道与周围都市、镇乡相通，东至震泽、平望、上海、嘉兴，西至湖州、长兴、安吉、梅溪，南至桐乡、德清、杭州，北至太湖东、西洞庭山、苏州均有水、陆路相通。镇辖的16个村也已通了公路。邮电通讯已形成传真通信、电子传真、程控直拨、移动电话等现代化通讯网络。便捷的交通、邮电既有利于商品的交换，又有利于投资开发，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南浔处于苏、杭、湖、嘉、沪诸大都市的中心，成为这些城市与周边镇村经济商贸的枢纽，以及湖州市临浦东开发区的前沿地位。南浔建镇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以经济、政治为主线来剖析，基本上可分为六个历史阶段。一、从村落到建镇阶段。南宋初，本地仅一村落，称浔溪村，后称南林，耕桑之富已有浙右，且为行商坐贾荟萃之所，淳祜末立南浔镇，这表明镇的形成，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此后直至明万历中，蚕桑种植经济和家庭手工缫丝日益发展。二、明万历至清中叶雄镇阶段。南浔七里（辑里）村民在洪武十六年（1383）前后曾多次改进缫丝方法，明万历（1573---1620）间对育蚕、植桑、缫丝等又进行技术革新，如培育了名闻中外的莲心种，制成了3绪丝车等，因而七里湖丝声名鹊起，杭、嘉、湖、苏所产生丝均冠以七里之名。清乾、嘉年间，七里丝行销范围除江南外，经明州（今宁波）、广州大量外销日本及欧美。史家称：人明，“蚕桑之利，其盛于湖”。“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时，镇境“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浔溪溪畔尽桑麻”。“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可见蚕桑种植经济的盛貌，而七里丝之畅销，又与蚕桑业、手工缫丝业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镇村经济的繁荣，“江浙之雄镇”为民间之共识，史家之定论。三、江南名镇阶段。近代，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湖丝贸易以南浔为重要集散中心，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光初及同治末年，南浔人先后摇成丝经，这二次革新，改变了出口“有丝无经”状态，以致对外贸易激增，并促进了缫丝业的大发展。全镇至少有十分之六以上的农民以纺经为业，丝经行最盛时达56家之多。清末民初，丝栈达42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7096为南浔人所开设。从出口贸易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数为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3.396。“同治九年（1870）中国蚕丝出口达到五万担。到光绪十八年（1892）出口超过了十万担。在短短二十年，蚕丝出口量又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还是湖州辑里丝”。（《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求良儒）。在此期间，七里丝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居主要地位。七里丝以质优量多，而畅销海内外，南浔经济由此空前繁荣，它以江南蚕丝名镇载誉国际。到清同光年间，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十家，所积累的财富少则数十万两白银，多则达千余万两白银之巨，在江南各镇中首屈一指。除致力发展蚕丝外贸外，还投资盐业、铁路、房地产、典当业、银钱业和现代企业，其范围包括江、浙、皖等地。特别是雄厚的商业资本在近代上海商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上海称之为“南浔帮”的商人，其中多数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家族中的成员。如此发家致富后，在故里建宏大宅第，置田地房产，筑庭园书斋，以及捐资筑路造桥，兴办教育等社会公益。这些民族资本家，是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他们不仅为本地，乃至中国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历史阶段，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的时期。南浔蚕桑、手工制丝业发达，外贸兴旺，百业昌盛，市场繁荣，从性质上说，已是名噪江南的典型商业性市镇，它以生丝销售为主兼有蚕茧原料加工手工业的丝市专业为特色。清末，史家称“整个湖州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将因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南浔与传统古老的行政中心的湖州，作了鲜明对比，也概括地表明南浔镇在湖州府的经济地位。四、民国中期进入式微阶段。这期间，七里丝面临资本主义国家机械丝的严重挑战，虽然从民国元年至23年（1912～1934）这二十三年中，七里丝出口平均数占上海出口生丝总数仍然高居38%，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八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七里丝每年出口数量不减，但好景不长，民国18年开始，出口数直线滑落，23年出口数惨跌到300包。抗日战争期间，蚕丝生产又备受摧残，直至解放前，呈一蹶不振的衰落局面。作为南浔经济命脉的丝生产的萎缩，造成市场萧条，农村破产，缺粮严重，民生凋蔽状态。解放后的44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南浔经济建设历经了两个阶段，至今已建成了现代中小型工业为主体，商贸、农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的市镇。五、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80万元，比解放初增加了11倍多。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3805．26万元，比1957年增长6.6倍。1950年，镇区仅有5家私营小厂，151家个体手工业户，南浔文园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革新，许多现代企业脱颖而出，工业内部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制丝、皮革、皮件、化工、印刷、食品等企业纷纷建立，工业从过去单一的丝织业跨人多门类的渠道。农业从解放前的单季稻发展到春花连作稻三熟制。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仅为5618.5吨，亩产193.5公斤。到197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9119.9吨，亩产704.5公斤，分别增长3.4倍和3.64倍。蚕茧，1949年年产54.2吨，到1977年达到239.2吨，猛增44倍。但由于受到“大跃进”的折腾，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计划经济的制约，经济建设的速度是缓慢的。六、1978年开始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南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创了新的前景。工业总产值，逐年呈滚动式递增，1988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3.22亿元，比1978年增长8.4倍，其中镇村工业总产值从406.78万元，提高到1亿元，增长了24.7倍。商品零售总额从3334.23万元，提高到1.98亿元，增加了4.9倍。农业总产值从1022万元，提高到1313万元，增长了29%。其中蚕茧从215.2吨，提高到436.29吨，增加了1倍，粮食、油菜生产也连续增长。工业内部结构则起了根本性变化，1988年全镇已拥有工业企业183家，职2211749人，并形成机电、制革、皮革、制丝、化工为主体的多门类产业体系。同时，村办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到117家。出口创汇1847.98万美元。全镇储蓄总额增加到4931.29万元，比1978年增加了18倍，十年的发展变化，表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经济才能发展，才能使工、商、贸、农生产保持高速度，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0年至今的三年来，镇党委和镇政府，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紧紧依靠全镇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镇情出发，大胆改革创新，实现经济建设快速、高效发展。 1992年，工业已形成制丝服装、制革皮件、通讯电缆、建材、家电、轻工业机械六大系列，工业总产值达到7亿元，实现利税4885万元，比1989年分别增长10096和6496。其中镇村工业产值达到3亿元，利税1820万元，分别增长了两倍。商品零售额达4.6亿元；村办工业的发展，有力保证了农业稳定丰收，粮食总产量23000吨，蚕茧总产量665吨，为历史上最高年份（1930年）总产量250吨的2.65倍。全镇三年累计上缴国家财政9392万元，比前三年增长13%。城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新区泰安路、嘉业路、适园路等初步竣工；以皮货、农贸、建材、水果为中心的新商业区日益兴旺，城镇建成区由1989年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2.5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人民生活相应提高，村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按：全国为784元）；镇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达3000元（按：全国为1826元）；年末城乡储蓄达1.7亿元，比1989年增加一倍。1992年7月，市级南浔经济开发区建立，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仅半年时间，引进项目68个，新办中外合资企业14家，总投资2567万美元。南浔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文化昌盛，教育发达，名人辈出，其中许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卓有建树，影响及于乡里以至海内外。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41人，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专家、学者80多人。当代，浔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者240余人，现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3人。历史上，南浔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之美誉，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如朱闺祯著有《涌幢小品》、《明史概》、《皇明纪传》等；董斯张著有《吴兴备志》、《广博物志》、《七国考》等；陈忱著有《后水浒》；董说著有《易发》、《西游补》以及大量诗集。清代有著述问世的南浔人达280余人之多，其中许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著，如“南浔三先生’’的施国祁撰有《金史详校》、《金源札记》等；邢典撰有《书城杂著》等；扬凤苞撰有《十八家晋史纂》、《补正湖州诗录》；沈轰撰有《新疆私议》等；董蠡舟撰有《三国志杂校》、《补五代史汇误》、《十六国史摭逸》等；董恂撰有《古今医籍备考》、《两宋宫闺词》、《南浔蚕桑乐府》等；沈鹞撰有《地道记》、《台湾郑氏始末注》等；纪南星撰有《痘科集腋》等。明末至民国，撰写镇志蔚然成风，达十余部之多。总之，南浔名人著述不胜枚举，其学术研究及著述领域包括经史、天文、史地、志书、水利、农艺、蚕桑、医学、乐律、音韶、六书、金石、书画、诗词等等。有史家说，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诚不为过。历代许多浔籍官员吏治廉明，为民称道者颇不乏人。如明万历东阁大学士朱国祯，在朝时反对魏忠贤专权弄国。辛酉（1601）他创均田均役，贫民得苏。戊申（1608）、甲子（1624）等年，江浙大水，他力主减赋税以解民困。万历刑部主事张斗，以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而著名于当代。明末任徽州推官的温璜，召集义勇在绩溪、黄山等地抗击清兵而殉难。清雍正时，任湖南华容知县的董炎，在抗洪时身先士卒，同时对苗民赈粮，苗民颂其德，说：“非董公，吾族无遗种也。”他死后，民众立祠以祭祀他。乾隆时，任风山知县的张升吉在台湾大田奋击日本侵略者。道光、咸丰年间历任清廷驻韩、法、葡、日、比等国参赞、领事等职共12年的吴尔昌，能维护民族尊严，不稍屈挠而进行外交活动。南浔人民具有光荣的反抗侵略的革命传统。如清康熙年间复社领袖之一的董思；辛亥革命期间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同作革命经费的张静江、庞青城、庞莱臣，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周柏年，以及在经济等各方面全力支持秋瑾从事革命的徐自华姐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许多浔籍儿女，投身疆场，张新华（女）等烈士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前夕，党的地下组织在浔成立，同时党的外围组织和南浔中学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开展工作，共同为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1992年党员1807名，他们在镇党委领导下，按党章要求，团结同志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现代，南浔还涌现许多杰出的专家，诸如体育教育家徐一冰，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徐舜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陆志韦、屠守锷，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桂世镛，教育家、实业家顾乾麟博士，作家徐迟等等。至于浔籍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界人士，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并在多方面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有赖于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摇篮则是各级各类学校。据此，南浔历届镇党委、镇人民政府承前启后，重视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近年来，全镇实施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普及率和巩固率小学平均达到97%，中学达9296；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已形成配套发展网络；还设置了叔苹、刘湖涵、振奋和倪萍荪等四个奖学金基金会，全镇尊师重教蔚为风气，教育效果显著，多次受到市、省、国家教委的表彰。综观建镇以来近七个半世纪的历程，南浔在风雨中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镇民在生产发展和文化建设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解放前，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围绕着单一的蚕丝产销而兴衰，缺乏回旋余地，更由于受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与先进生产技术的挑战，导致经济日渐衰落的后果。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镇民走上了宽广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44年来，南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的成绩，先后多次受到市、省、国家的褒奖。其中卫生、教育、群众体育、村镇建设、农村科普、医院管理等11个方面获得全国先进。文化管理、法庭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绿化等10个方面获得省级先进。199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评定南浔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是根据他们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经济浪漫主义》）。纵向比较，解放44年来，南浔在社会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所作出的功绩，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贸、城建、交通、邮电、文教、体育、卫生、社会治安，以及全镇综合经济实力，全镇人民生活水平，都硕果累累。其中以经济支柱的工业而论，1992年总产值为7亿元，1993年跃升到12.8亿元，为解放初的231.7倍。特别自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全镇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每年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且呈跳跃式趋势。镇规划1994年工业总产值目标为18亿元，1995年达到26亿元，预测都可望实现，这表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史无前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南浔的成就，是符合列宁的论断的。诚如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说，南浔是上海周边地区、太湖南岸的江南经济重镇。1992年和1993年，南浔先后被湖州市、浙江省批准为市级、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深化改革的新的起点，它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起到促进和改革作用，也为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前程如锦，形势喜人。

编辑本段四象八牛

（富商）清末民初整个南浔区丝商云集，菱湖，南浔，双林都是中国的四大丝市之一，商贾云集，尤以南浔镇之四象八牛为典型。南浔浔湖(江蒋漾)新城

南浔镇四象八牛，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根本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制指。“四象八牛”之说，反映南浔自南宋淳年(1252)建镇，浔溪、南林、设镇官、南浔，耕桑以富，行商坐贾荟萃，为江南雄镇。南浔“四象八牛”，都以湖丝发家---《元和郡县志》记载：“湖州外开贡丝布”。早在唐开元年间，湖丝已成为贡品，形成产业---《宋史·食货志》中称：“茧箔山立，续车之声连屋相闻。”。南宋湖丝已出口国外，《嘉泰吴兴志》载：“湖丝遍天下”之说了。辑里湖丝更驰名于国内外，因为辑里湖丝质地洁白细匀，富有拉力，优于其他湖丝，如《南林报国寺记》中所载：“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南浔古称南林)。当时的湖丝生产和质地就数南浔了，清道光年间的诗人董蠡舟在《蚕桑乐府》中赞道：“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天时地利以营丝而富，光绪间成豪绅大户“四象八牛”。刘镛为“四象”之首，据传刘镛的财富达二干多万两银子之多，被誉为四象中“刘家的银子”之美称。30年代南浔民谣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当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都缺少文化，虽有财，但无禄，不上门第，故亟力教子读书，应试科举，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的目的。刘镛还把女儿嫁给一品大学士徐甫的儿子为妻，另-个女儿嫁给蒋锡绅之子清学部总务司郎蒋汝藻为妻，使刘氏更加光耀了门第，在南浔成了一户有钱有势的大户。张颂贤（1817-1892），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占四象之第二位。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其父张维岳在南浔开一小酱盐店为生。张维岳有两个儿子，张颂贤为老二。张颂贤善经营，遂从事丝业后，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开设了“张恒和丝行”，营丝发家后，又着眼于盐务，为盐业界巨头，据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贩充斥，引滞课绌，盐法太坏。巡抚召商集议，颂贤连约诸商，收余姚岱山之私，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家亦日益丰大。”张颂贤有二个儿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次子张宝善，字定甫。张钧衡，字石铭，系张宝庆的独生子，张颂贤的长孙。张钧衡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承袭祖业后，经商有方，产业盛丰。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丽的园林“适园”内，为母建佛堂，供玉佛，让母焚香拜佛，还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权书《金刚经》。张静江，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另号卧禅，系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颂贤的两孙被誉为四象中“张家的才子”。四象中还有庞云曾（金字傍，1833---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绍兴，父为师爷，庞云曾也为丝业行学徒出身，故通晓蚕丝经营之道，发家后，开设了“庞怡泰行”，在经营中，结识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在合伙做蚕丝生意的同时，还与胡雪岩同做军火生意，为左宗堂向洋商购买军火。庞云曾有官场朋友的帮忙，后又通过李鸿章，使儿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举人，特赏庞云曾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称，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庞云曾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庞云曾有三个儿子，长于庞景麟，早夭。次子庞元济，三子庞元澄。庞元济，字莱臣，别号虚斋，光绪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职。元济，镇人都称他庞莱臣，他善于绘画和古画鉴赏，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国古代书画只要盖有庞虚斋的鉴定印章，就可认定是真品，连外国收藏家，也愿以重价购买。庞元澄，原字清臣，后改青城，-号渊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于教育和创办医院，并提倡西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复旦大学)，青城列名复且公学募捐公启。元澄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顾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号春池，是南浔的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遂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有名的爱国教育家顾乾翰先生就是顾福昌的曾孙。邢庚星，是南浔八牛之首，开设邢正茂丝经行，后易名为恒顺丝经行。并开设典当，为南浔开设当铺最多的一家。周昌大，一名味诗，字乐耆。祖籍浙汇余姚，乾隆中迁浔，开设申泰丝号和申昌丝号，镇人都以周申泰称呼他家，南浔八牛之一。邱仙槎，字其深，开设启昌丝经行。南浔八牛之一。陈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丝事通，外设裕昌纪经行，南浔八个之一。金桐，字竹庭。早年弃学就商于上海，成为丝事通，营丝发家。他的大儿子金寿亦，号称“小金山”，南浔八牛之一。张佩绅，开设源泰丝行，曾在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任营业部主任。南浔八牛之一。梅鸿吉，字月槎。开设恒裕丝经行，其子梅展中，开设南浔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丝厂，南浔八牛之一。邵易森，开设森大丝经行，在上海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品青狮牌丝经。镇人称他为邵森大，南浔八牛之一。南浔镇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都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的。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编辑本段沈万三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沈庄漾迁徙至周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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