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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腾冲白族先民聚居考

【关健词】永昌；腾冲；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证明，永昌、腾冲一带，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并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之一。

《保山地区志》下卷载：“据1990年普查，全区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总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阳区）30821人，腾冲县1824人，昌宁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辖腾冲），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白族分布区域向山区周边地区收缩，或与汉、彝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阳区）北部和西部的瓦窑、杨柳、瓦马三个乡，其它白族人口大多为清末及民国年间从大理、鹤庆、剑川、云龙等地经商、做木活、教书等迁入的。解放初，边纵七支队部分白族指战员随军进入保山各县，后转业在当地工作，成为解放后迁入保山地区的白族群体”[1]p487---488。据此志说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而笔者考证，唐至元代在永昌、腾冲一带，白族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

一、“濮”、“僰”之变

白族属秦汉僰人，春秋前濮人（非两晋以后之濮），“濮”、僰、“白”一音之转。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载，黄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遂有夏朝。《竹书纪年》进一步说:“帝高阳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阳为中心一带，《文献通考·舆地三》说：“实于濮州，颛顼与昆吾之墟也，故谓帝丘”[2]p30。可见颛顼与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后的表亲两族。与昆吾、昌濮同为蜀山氏之后的柔濮，《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说：“有柔濮是雏赢土之国”；李正清解释《诗·商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国这两支夏人的远裔、盟友（因商人的讨伐）不得不逃到南方，一支流浪于汉水流域，被称荆楚”[2]p32。可见蜀山氏商时已分三支；昌濮后人为夏族，昆吾之后称荆楚，流于汉水者称濮（柔濮）。故白族颂歌与楚辞相同。《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家于西羌”，《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于羌。因而《逸周书·伊尹朝献》：“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逸周书·王会解》还说：“成周之会，卜（濮）人以丹砂（献）[3]p63。一个强制性的“令以······献”，一个是会中主动献，在周武王伐纣时，濮人也盟誓参加，而且诸多史家都解释濮与周都是羌人后裔，“他们是近亲”。

可见濮人与商周的关系。

“濮”称之为“僰”，史家多认为与濮人的不断迁徙有关。“濮”，有论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认为是手捧葫芦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芦的“葫芦民族”，“自古以来，汉、壮、布依、侗、水、黎、仡佬、彝、白、苗、瑶、畲、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芦为原始共祖的神话传说。”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称之“百濮”[4]p179。有论者联系上述“卜（濮）人以丹砂（献），”的说法，认为“濮”是人在制作东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长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动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论文集》。其实甲骨卜辞中，“濮”多用“卜”代用，如“丁丑贞，卜又布”的卜辞，郭沫若就诠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4]p176。他们的流动实因外族的逼迫。汤伐夏桀，当然也伐柔濮和昆吾，于是昆吾奔楚，濮逃汉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徇立，是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师以伐濮”。这样“在荆楚的打击下，（濮人）沿长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这里建立了僰侯国，被人称为僰人”；“战国末期，楚将庄蹻西征，通过僰侯国区域，许多濮人随楚军进入滇池、邛都、叶榆等广大地区，濮人成了覆盖西南最广的民族群体”[2]p28---34。公元前二世纪，僰侯国为秦所灭，濮人终于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迁徙。这就是这个悲壮民族从“濮”到“僰”的历史。“僰”之族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往远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编）竹为筏，一个筏接一个筏，像龙舟送人一样，男女老少站在筏上，一窝峰地冲向抢劫目标。这种无君长、无组织的大迁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厌恶，所以《广韵》说：“僰、贱称，丑也”。《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汉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逼。按《汉书》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读为逼者，以与‘寄’之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为逼近夷独也”[5]p84。这就是说，僰人，其先本是华人（与夏周有亲缘关系的柔濮），因为与当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迁入远方，他们与越人（野人）杂居，从江汉入川滇黔，虽有抢掠，实属被逼，寄于夷戎。故“僰”一直称为“羌僰”。杨雄《长杨赋》就说：“羌僰东驰”，《汉书·五被传》也说：“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颜师古注：“僰，西南夷也”。可见“濮”、“僰”一脉相承，并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语系的汉晋以后所称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记》、《汉书》对此民族只称“僰”而少用“濮”，东晋《华阳国志》以后，“濮”只专称孟高棉语系民族，其中缘由待研究。继秦灭僰侯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击灭滇东北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僰”之对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残酷镇压僰人的反抗，改胜休县为胜僰县。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发展，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两汉以后从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一带，与当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当地郡县的汉族人口，成为生产文化水平都很高，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蜀汉夷帅大姓，隋唐时又称之“白蛮”；元代以后直称“白人”、“白族”了。尽管这样，他们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岩”、“濮人冢”的遗址，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光辉历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四、白族成为主体民族

宋元时期，白族已成为永腾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中原唐朝灭亡的五代十国纷争中，南诏王朝也分崩离析，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王朝。直到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内应下，联合“乌蛮”三十七部夺取了杨干贞义宁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稳定。虽然收缩了西南边疆的领土，但也基本恢复南诏时期的范围，十六个府郡中，永昌腾冲建制基本无变：永昌府驻今隆阳区，辖今腾冲外的保山市、临沧地区和德宏东部；腾冲府驻今腾冲，辖今德宏州龙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永昌腾冲皆为段氏、高氏大族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其证据是史载从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构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挥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统治腾冲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则“宋乾德间，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为演习，世守其土”；“元丰间，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3]p207。永腾爨僰军（寸白军）史载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腾冲归附后设腾冲守御千户所，因元代军制，设汉、土两军，土军即爨僰军，诸多家谱亦可证实。今存的孟观音庆墓（腾冲知府）、尹明墓碑（元腾冲府吏）、烈女史梅风墓碑等均可为证。遍布永腾的白族阿叱力教遗迹如隆阳区白塔、陶官，如腾冲来凤山、石牌、绮罗、顺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阳栖贤山报恩寺碑、观音山兰若碑的记载，腾冲金轮寺、黑塔寺、宝峰寺、护珠寺、天应寺的大量阿叱力遗物也可作证。腾冲绮罗、和顺、来凤山史载的“景帝庙”（有论认为正统间所建，其实70多年后的正德南京户部侍郎张志淳《南园漫录》已明确指出是祀南诏主世隆，世隆死后谥景庄，非汉人明时所建，《腾越州志》也如此说。我们认为也可以这样看，古汉语“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广开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称，既可称专用的英雄，也可称抽象的神灵。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的英雄本主庙近150座，其中景帝庙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诏主世隆、渔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语多保留古汉语习惯，也可为“濮”“僰”之变的证据），腾冲小西的“娘娘庙”（祀大理总管段功及其阿盖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与麓川等族会盟之所），吴邑的土主灵祠等的本主崇拜遗迹也可为之证据。（清）腾越知州屠述濂《腾越州志》所述，“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明洪武时置），多土人(即原爨僰军子弟)”。其中，副指挥同知四人，有王胜、陈福是本卫人；指挥佥事十人，有冯睿、张善、刘睿、尹晟、明贵、黄谦、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卫人”。“方言出之夷罗（白族、彝族）者，实难晓其义，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注：方言蛮呼‘水’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书、汉因书为‘矣’也）字打头。村哨谓之‘喧’，保甲谓之‘牛丛’，曰‘甸’、曰‘赕’、曰‘睑’，皆沿蒙段遗法”。其俗：“服礼教久矣······”。“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11]p122-247,显然系白族语言风俗。近年出土的，有的号称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志铭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样。总之不少遗迹可证，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腾冲的重要主体民族。只是后来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乱遭到镇压（“高氏始绝”）；明王朝对爨僰军的“以夏变夷”政策和军费不投入而役战频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与汉族的融合，爨僰军的瓦解，大批的军屯、民屯、商屯，汉族的大批涌入，白族才终于从城坝消失。

参考文献：

[1]云南省保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山地区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1。

[2]李正清，《僰人考》，赵怀仁主编《大量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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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刘毓珂主编，徐鸿芹点校，《永昌府志》，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保新出（2007）准印字第65号。

[8]李根源辑，校本主编杨文虎、陆卫先，《永昌府文征》第四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

[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10]徐鸿芹，《永昌钩沉》，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春。

[11]（清）屠述濂修，张志芳点校本主编，《腾越州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

崇州市（原崇庆县）地处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东距成都25公里，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心。全市面积1090平方公里，平坝区占总面积的52%，山区占总面积的43%，丘陵区占总面积的5%。总人口64.15万人。市辖25个乡镇。

崇州市历史悠久，古称蜀州，其建制历史长达2200年，公元316年设立县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里的千古名句所说的蜀州就是今天的崇州。1994年撤县设市。崇州自古为繁荣富庶之地，有“蜀中之蜀”、“蜀门重镇”之称。崇州市政府所在地崇阳镇为四川省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崇州市有“天府粮仓”之美誉，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瘦肉型猪基地县、粮棉专贷大县和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区。崇州主产川芎、郁金，为全国川芎生产基地县。其怀远一带生产的乌梅远销日本等地。崇州枇杷茶宋代以来即进贡朝廷。称为“龙门贡茶”。其所产的黑香糯米被称为“黑米之王”，驰名中外。此外该市的竹编、藤编制品也远近闻名。

崇州市山、丘、坝、河兼有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众多的旅游风景，省级风景旅游区九龙沟、省级森林公园鸡冠山是其中的代表。崇州市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多彩的人文景观，罨画池、州文庙、陆游祠、光严禅院为川西不可多得的历史胜迹。

自然地理

崇州市境内属山地、丘陵、平原兼有的地貌类型，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中山区占了全市总面积的38.4，低山和丘陵为8.7%，平坝为52.9%。地势从东南到西北逐渐升高。西北部多有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海拔最高处为苟家乡境内极西处之大雪塘主峰，达5364米。丘陵和平原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为560米，最低点为三江镇境内之蒙渡，海拔高度仅480米。

崇州市地势从东南到西北逐渐升高。西北部多有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海拔最高处为苟家乡境内极西处之大雪塘主峰，达5364米。丘陵和平原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为560米，最低点为三江镇境内之蒙渡，海拔高度仅480米。

崇州市境内主要河流有3条：西河、黑石河和金马河。

西河发源于苟家乡内火烧营北麓，向东流自鹞子岩出山口入平原，至元通与味江、干五里河、泊江汇合。元通以上又称文井江。自元通以下转向东南流，有沙沟河、向阳河、白马河流入。再向南流经三江镇的蒙渡入新津县境。全长109公里，市境内长96.8公里，流经14个乡镇，为全市最长河流。

黑石河又称"黑石大江"，于都江堰市柳街乡流入市境，向南流经9个乡镇，于三江大桥处与羊马河汇合流入新津县，总长65公里，市境内长32.15公里。

金马河系岷江之正流，自都江堰市沿江乡流入市境，沿市东界，断续为崇州与温江、双流的界河。市内河岸（右岸）全长10公里。

上述3条主要河流同市境内180多条大小支流相联结，在全市构成水道网，至新津县境内汇入岷江。

崇州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冬夏长，雨量充沛，日照偏少，无霜期较长。年平均气温15.9℃，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5℃，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5.4℃温差为19.7℃。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161.5小时，年平均降雨量1012.4_，雨日和雨量均为夏多冬少，春季为176.1_，夏季为588.0mm，秋季218.4mm，冬季为29.9mm。风向频率以静风最多，占全年的37%；其次是北风，占9%。年平均风速为1.3m/s。平均霜日19天，平均无霜期为285天。年平均雪日3天，且雪量较小。主要灾害性天气为连续性阴雨、洪涝、干旱、大风、冰雹、寒潮、霜冻等。

土地资源

全市总土地面积为1090.17k_。其中，山地面积471.52 k_,丘陵面积54.95 k_，平原面积563.7 k_。山、丘、坝内共有水域10万亩，全市大体形成"四山一水五分田"的土地结构。

矿产资源

崇州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现已发现的有14种，其中探明储量的5种：煤、铅、锌、石灰石和泥炭；尚未查明储量的9种：硫铁矿、银、金、云母、雄黄、石膏、铝、盐和天然气。矿点分布于苟家、万家、毛郎、怀远、街子、公议、王场、道明和隆兴等乡镇。其中，以煤、石灰石储量最多，正开采的矿种有3个：煤、石灰石和金。曾开采过的矿种有6个：泥炭、锌、硫铁矿和石膏。

水资源

除降水外，全市年河川径流总量为157074万立方米。其中都江堰输水量80511万立方米，本地河流水量73952万立方米，山丘塘库蓄水、机电提水、山溪沟引水和可利用的浅层地下水计2611万立方米。农业生产可利用水量为67648万立方米，平均每亩有水1090立方米。

全市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总计为110900kw，可开发量为53605kw。

全市由河流、池塘、水库、水凼等构成水面共计10万亩，可供养殖的水面为3807亩。尚有可开发水面3500余亩。

生物资源

崇州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宜于生物生长。植物方面树种繁多，遍布山、丘、坝的乔、灌木，主要有65科300余种，药用植物占120余种。属国家保护的珍贵稀有树木5种：红豆树、水杉、珙桐、罗汉松和紫檀。

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哺乳类、鸟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昆虫类以及软体类、节肢类、环节类等动物达数百种，珍稀动物有金丝猴、岩驴、獐子、扭角羚（即野牛）、大熊猫、小熊猫。名贵鸟类有相思鸟、百灵鸟、野雉、鹦鹉、贝母鸡等。此外，还有罕见的大鲵（娃娃鱼）和梆梆鱼（俗名）等。

崇州市是全国十四个熊猫生态自然保护区之一。

林木资源

崇州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林中。森林植被类型丰富，树种繁多，共有65科200余种。乔、灌、针、阔叶林木皆有。全市森林覆盖率为42.1%，分为高山水杉涵养区，中山用材、经济林区，丘陵薪炭、经济林区和平坝路旁综合区。全市活立木总蓄积量近百万立方米。

历史沿革

崇州市历史悠久，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置江原县；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置蜀州，领晋原、唐隆、青城、新津四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6年）升为崇庆府，亦领数县；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降为崇庆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改为崇庆县；1994年撤县设崇州市。

1983年7月，温江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崇庆县划归成都市管辖。199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崇庆县"之名自此成为历史。

1913年（民国二年），民国政府废除清朝设置的府、州、厅。崇庆州因此而改为崇庆县，先后隶川西道、西川道、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庆县属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管辖，1952年后属四川省温江专员公署管辖。

风土人情

崇州市金鸡乡是中国最大的风筝制作基地，以技术精湛、种类繁多而闻名国内外，享风筝之乡的美誉。

一年一度的"崇州金鸡风筝节"是中国风筝的盛会，四川省风筝比赛、全国风筝精英赛经常在此举行。每年3月，春风和煦的崇州上空风筝飞舞，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尽享放飞的乐趣。活动内容：东西部风筝对抗赛，川西风筝精英赛，国内著名风筝放飞表演队表演，大型、超大型、微型、精品、收藏品风筝展览，兰花展，川剧、京剧表演，烙铁画、奇石、根艺、道明竹编展和大型文艺节目；游览金鸡风筝之乡，群众性自由放飞希望活动，风筝制作表演，游客亲手制作风筝；品崇州名小吃查渣面、天主堂鸡片、王鸡肉、留客鸡、怀远三绝等。

旧时多为土葬，人死后停丧设灵，口衔烟叶，放升天炮，门贴X状白纸，屋内“出死星”，为死者沐浴，穿寿衣，入棺不封，停于堂前，头前供饭，脚下点灯，焚烧老袱，阴阳开路，请德高望众者点主，设灵哭奠。亲属着丧服，孝男孝女披麻戴孝，守灵举哀，遣员报丧，张贴讣告，亲朋送祭幛祭联，孝子哭拜，封棺盛殓。3日后亲人聚齐时告别遗体封棺，陈设于灵堂祭奠，请僧道超荐亡魂。出殡前信行“三献礼”，献香帛、献羹馔、献酒樽，喧礼讴诗，朗读祭文，回顾死者生前功绩。孝棚遮天，鼓乐齐鸣，火炮铁铳不绝。出殡之日亲友济济，孝子杵哭丧棒、拉孝纤悲痛于前，孝妇紧随其后，声声啜泣，边走边撒买路钱。棺木下坑入椁时，待撒米进财后，覆土掩埋。到了复三、回煞、念七、百期、周年、除灵，由对亡人转为对鬼魂和对列祖列宗的追荐。近几十年来大力推行殡葬改革，丧礼为追悼会取代，土葬改为火葬，春节、清明和七月半，都要上坟祭扫送花，也有的略烧纸钱香烛以表心意。

崇州人视婚礼为大礼，繁文缛节最多，俗称“终身大事”。婚嫁时间以农闲的春天最多，一般有约合、换庚、订年月、迎亲、成婚、回门等，其每一礼仪均有俗定含义。其中迎亲礼仪最繁，前夜男方须办“花夜酒”，行簪花挂红仪式，喜庆至深夜。迎亲当天，男方办“发担酒”，女方办“送亲酒”，由媒人引导，新郎亲往，娶亲客拥后，发轿到女方家接新娘。新娘则梳头、开脸、踩斗、打发、撒筷、上轿。轿至男方门口，要拦路，回车马，始进门拜堂，揭盖头进洞房，开揖拜客，喝“百子汤”，闹洞房。现今婚嫁多为自由恋爱，结婚程序已经大大简化，“陪嫁”物品早已换成电器家具，迎亲花轿则由彩车代替，不愿兴师动众者更以“旅行结婚”一走了之，结婚更多地成了夫妻个人之间的事情。

相传很久以前，崇州境内三郎镇化成山上夜现红光，山民疑为寺院失火，前往救火，众僧皆言无有此事。忽闻有婴儿啼哭，众人循声找去，只见山门外有一丐妇产子，便相邀扶助，纷纷送竹料搭棚御寒，送米粮充饥裹腹，自身极穷者也要送一竹筒米，一个鸡蛋。此后十几年，丐妇之子长大成人竟统一了天下。为了纪念此事，从那时起，不管谁家生小孩子，亲友邻居都要给产妇和婴儿送吃穿，给婴儿的有狗耳朵帽、虎头鞋、披衫、鼓肚儿等，给产妇的有鸡、鱼、肉、蛋、油、米等，简直应有尽有，无所不备。“送竹米”又叫“送祝弥“，弥者，水盛众多之貌也，以此寄托良好的祝愿。由此还衍生出“汤米酒”、“汤锅酒”、满月酒、百日宴等习俗，沿用至今。

崇州人在祝寿时，凡年岁不满50的只能做生或过生期，生日一般吃寿面，祈求长寿。条件较好的家庭，办寿品，备宴席，贺客盈门，鸣炮送礼，时辰一到，举行仪式，祈祷福禄寿喜，礼毕大宴宾客。如今，虽也有大操大办者，但更多的人的则是以吃蛋糕、吹蜡烛、唱生日歌来取而代之了。

崇州素以“礼仪之邦“驰名，东晋《华阳国志》对此大加赞誉，清光绪《崇庆州志》记载：“外邻成都，学者文质彬彬，诗礼相尚，弦诵之声，达于四境。”为川西人所颂扬备至。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崇州人，从生到死，都有礼俗相伴，有诞生礼（含寿礼）、冠礼、婚礼、葬礼四大礼仪；有各种祭祀和祝贺礼俗，也有无数的禁忌礼俗，礼俗之多如岁日一般。

崇州市中习俗，每年除夕到翌年元宵盛行灯耍，元宵之夜达于高潮，城关、怀远、元通、三江等场镇最为热闹。灯分吊灯和游灯两类。吊灯，即家家门前檐下所吊之灯，彩纸糊贴，有圆形、方形、菱形、扁形、花样繁多；鱼灯、虾灯、瓜灯、宫灯，形态各异。尤以走马灯最为瞩目，它融雕刻、裱糊、剪纸、诗书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一般为柱形，高1米左右，中置转架，燃灯后因空气流动而使转架旋转，转架上所贴山水人物、飞禽走兽便周而复始，变换不止。小孩子则以玩兔灯为乐，将所吊兔灯取下，系绳牵动，夜游比美。至期，大街小巷，彩灯熠熠，五光十色，游人争赏。游灯以龙灯、狮灯、牛灯、幺妹灯、平台、高脚灯最为常见，街头巷尾，锣鼓喧天，日夜不辍。

建国后，此习相沿，但规模大减。至1983年，成都市第十六届灯会中，崇州参展的"万象更新"大型电动灯组，反映了市内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获得一等奖。后运回市城在罨画池公园继续举办灯展，又新展出1000余件灯作，盛况空前。兹将市中几种游灯略记于后。

龙灯每年春节，市内城乡有龙灯出游，兆吉祥，庆新春，破五出灯，十五收灯。城关、济协、大划、三江等乡镇的龙灯品种尤多，舞龙、彩龙、火龙，五花八门，竞相媲美。舞龙精巧，黄布饰身，5至7节，6至8人挥舞。龙宝饰金，悬穿杆顶，转动自如，1人举逗。舞动时龙头逐宝，身尾环绕，在锣鼓声中，时而"苦竹盘根"，时而"海底捞月"，各种名目，变化无穷。彩龙华丽，一般7节或9节，以各色软缎为龙皮，造型逼真。出游时配以鱼、虾、螺、蚌、龟、鳖等灯作，在"滚绣球""龙摆尾"等吹打乐或川剧锣鼓声中表演各种动作，五光十色，光彩夺目。除春节和元宵外，也常活跃于大型庙会中。元通清明会曾出现过99节彩龙。火龙粗犷，以麻布绘以鳞甲斑纹为龙身。伴舞队伍庞大，多以油鞭火弹照明开路。舞者赤身短裤，头顶锅盖，脚穿草鞋，快速跑步。烧灯者手持烟花，夹道喷烧。烧越激，舞越烈，虽须眉皆灼，仍面不改色，象征年事红火，吉祥如意。这种以苦求乐的火龙舞，建国后被淘汰。

狮灯市内以西山、怀远、三江、羊马、王场、东关、万家等乡镇的狮灯技艺精绝。怀远狮灯尤为有名，民国时期，曾舞于成都、温江、新津和乐山等地。这些乡镇的狮灯分"文狮"和"武狮"两种。文狮重于表情，如搔痒、舐毛、打滚、抖毛等。武狮长于技巧，与杂技糅合，跳跃、翻滚、腾转，健壮勇猛，有翻五台山等高架阵式多达百种。崇州狮灯的"破阵"尤为精彩，赏灯主家用晒簟、桌、凳搭成高架，将赏钱喜封置于顶端斗筐中，让伴舞的"猴子"上去自取，集戏剧、杂耍和舞蹈诸艺于其中；还有的让"狮子"也上高架，展现狮子为兽中王的机灵威武的性格。建国后狮灯表演时兴时废。80年代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重新活跃于市内城乡。

牛灯白头、听江、道明、羊马等乡农民善舞牛灯，用撮箕装饰制作牛头，用麻布连接头尾，以示牛身。一人顶头，一人执尾，一人扮牧童，灯会中，常尾随龙灯之后。行进时，表演饲牛、牵牛、吆牛等情状；耍灯时，有杀牛、打圈、困沱等节目。质朴风趣，乡土味浓。

幺妹灯市中幺妹灯分车、船两类，均以唱为主，幺妹乘彩车或采莲船而舞。乘彩车时，有车夫推车，双手各执一幅绘有车轮的方旗，示车；以彩绸拴车杠套挂肩头，示推车。幺妹则双手扶旗配合表演。乘采莲船者，幺妹站船中，船侧一艄公同行。演唱时另有"连厢队"执金钱棍踩十字步在前领路，一人领唱，大家帮腔，鼓乐伴奏，沿街起舞。领唱多为"十二月"传统歌词，也有即兴创作者，灵活多变；帮腔者以"柳呀得(儿)柳连柳呀"，"荷花一朵莲得(儿)海棠花"相和，有声有色。幺妹在歌乐声中踏丁字步舞进，多为男扮女装，身着艳装，鼻架墨镜，貌极引人。灯所至处，常引人云集，争相谈论，猜测扮者为谁。

另外，市中灯会还常有平台和高脚灯出现。平台多以川剧片断造型，如《桂英打雁》《秋江》之类。高脚灯也多装扮为戏剧里的人物。建国后平台多塑造新时代英雄形象，高脚灯亦多扮现代川剧人物。

相传在古崇庆州城的西门外，原有一座连拱大石桥。它长约四五十丈，宽约两丈，共有十三个桥拱。这座桥全由红砂石砌成，远远望去，似一弯新月横跨在波涛滚滚的西河之上。

这座桥便是远近闻名，被人们称誉为“川西第一桥"的西江桥。一百多年来，围绕它曾产生许多优美的传说，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据传在明清时代，古崇庆州城西门外的西河河畔，曾是一处热闹非凡的水陆大码头。因河上无桥，来往行人唯有靠摆渡过河。古蜀州民间经商风盛，每日往来于西河两岸的商贾巨富小贩挑夫络绎不绝。尤其在黄昏日暮时分，码头上人声鼎沸，忙着赶渡的人摩肩接踵，一派繁忙景像，故世人有“西江晚渡客三千”之说。可一到五黄六月那就惨了。河水暴涨，艄公们大多停摆歇业。有少数好强逞能的年轻仔，敢麻起胆子撑船摆渡，十有五六难逃船毁人亡葬身鱼腹的噩运。那时节，人们提起西河就伤心，摆起过河就胆寒。盼望河上修座桥，便成了人们朝思暮想的奢望。但修桥需大笔银子，谈何容易。

不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崇庆州有个贡生，姓黄，名步云。这黄贡生年逾半百，膝下有一独生子在外为官，家里平日只有夫妻俩相依为伴。黄家在城外有祖传上等油沙良田五百余亩，家道颇为殷实。黄贡生虽出身于大户人家，却未沾染上一般富家子弟吃喝嫖赌的恶习。他为人豪爽，乐善好施，在乡间口碑甚佳。当听说西河水泛滥成灾，阻隔交通的事情后，黄贡生忧心如焚，当即决定变卖家中田产，以作修桥所需资财。他刚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便遭到妻子的一阵抢白：“修桥，修桥，你硬是说得轻巧，拿根灯草。我问你，把田地出脱光了，你我二天喝西北风去啊?”但黄贡生天生就是一副犟拐拐脾气，他认定要做的事，你就是十头牯牛也拉不回头。通过枕边一席苦口婆心的劝说，妻子心中虽不甚乐意，但碍于老夫老妻的情面，也奈何他不得。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西河桥于道光元年开始修建了。正式破土动工那天，西河坝彩旗飘舞，鼓乐震天，河坎上密密麻麻聚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听说黄贡生要做大善事，承头修西江桥，大伙高矮都要给他硬扎起。于是，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很快便汇齐了各路能工巧匠。就连远在西山脚下的石匠张磨子，也顾不上老婆身怀六甲。家中需人照顾，扛起二火锤连更响夜赶到了工地上。一时间，偌大一个西河坝，满眼是穿梭不息的民工，满耳是叮叮当当的叩石声和吭唷吭唷的号子声。渡口附近朱氏街带一带的农民，由于饱受水患之苦，不光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就连婆婆大娘都自发组织起来，为民工烧茶煮饭。大伙只有一个心愿，巴不得大桥早一天修建起来。

当时，建桥主要材料是红砂石，当地没有这种材料，要采集得远赴东关，万家等深山老林，路途遥远且不说，搬运起来也十分艰难。因此，工程的进展，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顺利。而庞大的建桥开销，也大大超出当初的预算。当大桥拖拖拉拉修到第15个年头时，黄贡生所捐资金已所剩无几。由于无法按时发放饷银，多数民工早打了退堂鼓。眼看就要吹灯熄火了，幸亏一些乡绅及时捐款相助，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但此时，因年旷目久，人心都散了，每天上工的就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石匠，整个工地显得冷冷清清。

一晃又是八年工夫，就在西江桥浩大的主体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整座大桥的修建终因资金匮乏停下了。当最后一批石工撤离工地时，黄贡生不禁悲从心来。十几年了，他从半百老翁已进入古稀暮年，而建成大桥的夙愿却未能最终实现，不可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为此，他终日茶饭不思，夜不安寐，常佝偻着身子徘徊在河堤边，久久伫立在桥头上。他无法控制住心中的酸楚，泪水竟夺眶而出。

老天爷好像是有意与人作对似的，当年夏天，倾盆大雨竟一连下了半个多月，西河水猛涨了五、六尺高，漫过河堤，淹没了庄稼，沿河两岸尽成泽国。滔天巨浪猛烈地冲击着高耸的桥墩，大桥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黄贡生不顾家人的再三劝阻，每天守在桥头上，发誓要与大桥共存亡。一天中午时分，忽然狂风大作，乌云四起，天地间霎时一片混沌。随着一阵雷鸣电闪之后，映照着一条巨龙卷起浪花从上游气势汹汹奔腾而来，河面上顿时浊流翻滚，涛声如雷。一见此景，黄贡生惊吓得目瞪口呆。他晓得这是灌市的孽龙前来兴风作浪了，听老一辈人讲，在古代，每年五黄六月山洪爆发季节，孽龙都要游到都江堰上游望娘滩探望母亲，所到之处必洪水泛滥，后来在李冰父子的带领下，当地人民降服了孽龙，将其锁在伏龙观内，才使得川西坝子干百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谁料到现在孽龙竟挣断锁链，逃出囚笼，沿着岷江推波逐浪而来。眼看凝聚着自己半生心血的大桥即将毁于一旦，黄贡生如五雷轰顶，双脚一软，竟不由自主地跪在了河堤上，口中不停念叨着，乞求孽龙怜悯两岸黎民百姓，大发慈悲，莫再作孽，荼毒生灵。

黄贡生这一跪竟长达五个时辰。孽龙也因长途遨游疲乏已极，收敛了刚才张牙舞爪的气势，扑腾几下后便气喘吁吁，在水中打起了瞌睡。正巧这时一位天神在云端巡察，窥见了人间这一幕情景。天神深为黄贡生的虔诚所感动，顿生同情之心，于是手执七尺青铜斩龙宝剑从天而降，孽龙见此阵势如梦初醒，吓得魂飞魄散，不顾一切仓皇逃遁。由于河道狭窄，庞大的躯体一时难以掉转，无可奈何的孽龙只好往下顺游300多米，才趁机掉过龙头，硬是从岸边农田中强行辟出一条小径，夺路逃回西河河道。于是，西河便在此处一分为二，形成了两条河道，中间围绕起一个呈纺锤形状面积约200多亩的小岛屿，这便是今天的翡翠岛。玉帝被黄贡生为民造福的诚意所感动，尽遣天上的能工巧匠下凡鼎力相助，眨眼工夫，西江大桥便全部竣工了，一见这情景，黄贡生因兴奋过度，竟一下子瘫倒在河堤上，从此再也没有醒转过来。为防孽龙再来兴风作浪，天神在临走时还特地解下斩龙宝剑，高悬于桥中大拱之上。从此以后多年，西河再无大的水患发生，两岸百姓尽享安宁。

除了黄贡生的故事外，有关西河桥的传说还有很多。在此略补一二，以飨读者。其一：西江桥桥面石板数不清。据说在民国年间，曾有一地方军阀不信此传言，出于猎奇，令其下属士兵依次立于石板之上，欲，穷其准确数目。但由于有士兵不满长官平日作风，有意扯拐，使得两次排队后清点人数都不相符，使得人们对民间这一说法更是深信不疑。其二：斩龙剑失踪之迷。而西江桥挂有斩龙剑的说法在当地流传甚广，但据西江乡老人回忆，从民国年间记事时起，桥中大拱上便空留挂剑铁扣，从未见过宝剑踪影。斩龙剑究竟何时被盗失踪，至今仍是待解之迷。以上奇闻轶事，更为古桥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1953年夏季，在遭遇了一场百年未见的特大洪水之后，历经沧桑的西河桥轰然倒塌了。对于百年古桥的消失，人们深感痛惜，留恋难舍之情难以言表。令人欣慰的是，人民政府顺应民意，先后在西河上建起了两座更加雄伟壮观的新西江大桥。近年来，滨河路风景区的开发更使西江古渡焕发出崭新的容颜。

这正是：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抚今追昔古桥传说代代相传。

经济概况

崇州市地处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幅员面积1090平方公里，总人口65万（其中城市人口15万）。崇州——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城市、全国体育先进县、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省级生态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先进城市和四川省成都平原都市群重点发展的中等城市，同时荣登刚刚评出的中国100个魅力城市榜，在四川的所有魅力城市中仅次于都江堰市，列第二位。崇州市综合经济实力已连续3年跨入全省“十强县（市）”行列，在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强县评比中名列第12位。

崇州市处于成都市20分钟交通圈内，东距成都市区仅20公里，东南连双流国际机场仅30公里。正在修筑中的第二通道（对接光华大道且不设收费站）将大大增强我市的交通优势，特别是直线对接工业集中发展区，更拉近了与成都的距离，使我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2021年1月，2020年乡村振兴传播影响力县区排名发布，崇州市位列第112名。

2021年1月，崇州市上榜2020年度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县（市、区）名单。

2021年1月，崇州市被认定为第三批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

2020年12月，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布第五届四川省文明城市入选城市名单，崇州市上榜。

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崇州市榜上有名。

2020年10月，崇州市荣获2020年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

2020年9月，“2020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名单揭晓，崇州市上榜，位列第25位。

2018年10月，崇州市入选2018西部百强县市排行榜，位列第28名。

2016年7月，崇州市荣获2016年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

2016年5月，农业部确定为崇州市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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