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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D

宗月大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

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男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

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

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

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

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

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

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

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

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

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

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

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

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

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

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

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

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

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

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

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

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

了学生。

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

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

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

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

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

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

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

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

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

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

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

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

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

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

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

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

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

智的。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

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

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

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

他也嫖也赌。

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

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

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

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

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借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

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

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

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

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

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

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

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

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

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

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

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

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取钱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

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

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

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

行说吧，我亲眼见，洋鬼子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够派。好比这么

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

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

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

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儿

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

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

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要按理说，二哥，十镑钱

要这一套罗哩罗嗦，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

鬼子笑得更下贱了，好像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喝，登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

刷刷的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于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

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大“先生”，下贱，不懂得买

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愣住了，好像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忘了什么，

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

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

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的劳动人家；咱们

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

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

易。其实人家要楞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喝，

大电扇忽忽的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

太好了，活像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

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

出去；人家看我像没事的，还不撵出来么？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

入。我就过去了，极慢的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

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

用左腿金鸡独立的站着，为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很高兴我的腿

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举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

弱，我更高兴了，晦，爽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

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

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

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

家的派头——真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

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人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

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像断定我和支票像亲哥儿俩不像。我很想把脑门子上签个

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

天要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

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像屈

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达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

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的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

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

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

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

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愉的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

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

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

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

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

偷偷的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

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要手巾把，然后点上

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

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

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

天，取哪门子钱？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小水烟袋和同事的低声闲谈起

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

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

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

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

合不着。到T＋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

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

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

签字，他没等我拔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

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

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

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的写封道歉的信！二哥，

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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