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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无为是实现无不为、无不治的前提和条件，“以无事取天下”。《汉书·艺文志》说：道家的无为政治主张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出了无为政治的基本精神。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庄子更主张君主应该无欲、无为、渊静，“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魏晋玄学家则通过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老子的无为思想老子的哲学并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学体系，而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老子“道”的学说，就是对宇宙万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远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一种达至善治的智慧。虽然老子思想以“玄之又玄”而著称，但其背后的济世情怀，却值得反复体味。老子的哲学是一种大智慧，对于人类一切事务，包括管理在内，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其中，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无为”，在老子那里意味着“道法自然”，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点。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就道生成万物、成就万物而言，道是“无不为”的；就道对于万物“不辞”、“不有”而言，道又是“无为”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无为”与“无不为”的有机统一。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存在，皆是“无为也而无不为”的。老子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认为治国安民，要反对“有为而治”，而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圣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无为”看作圣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老子既反对儒家推行“以德治国”，又反对“以智治国”。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同时老子也反对兵家的“以力治国”，反对暴力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只有推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

无为无所不为

“无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老子还曾谈道，“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的，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为有所不为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用谁来“为”，一切顺乎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追求的是奉献，“无为”的结果，恰恰也成为“有所作为”(有奉献)。

不争自有成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唯独最为赞美水。他认为，“不争”是美好“水德”的一个品质。老子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不争”，一是指无私，水利养滋润了万物，而又并不从万物那里争取任何利益自己的东西；二是指与世无争，不仅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事物那里不争，面对世间一切，它都不争。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立于不争而无忧，立于不争而有成。”

“不争之争”与无为而治（南方日报）

刘小青

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嫉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鉴于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照，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

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兵法的开山祖师姜太公说，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只不过实现无为而治，实在需要领导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把握以下五条：

1．与民休息，宽容大度。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修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修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遏制勾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2．顺乎自然，恪守天道。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当初只是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嫔妃。尽管只被刘邦“宠幸”一次便怀上了“龙种”，但她生下儿子后仍然很少与刘邦见面。后来，薄姬不仅因未被刘邦宠爱而使母子免遭吕后囚禁，而且因儿子幸运登基而成了皇太后。这就表明，削尖脑袋钻营即使一时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顺乎自然即使一时失利也未必是坏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命官。当时，朝代走马灯似地更换，官场上混乱无序，危机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么挫折并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声，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据史书记载，他居朝廷，无所请谒；居家室，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交私利。这些无疑是他得以善终并名垂后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谨言慎行。西汉后期，政治非常腐败，朝廷日薄西山。是时哀帝宠信高安侯董贤并纳其妹为妃。傅皇后之父傅晏惧怕有一天会出现废立之变，飞来横祸。他的朋友桓谭说：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桓谭告诉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嘱皇后，千万不能以巫医方技等手段与董妃争宠；其次是他自己应遣散门徒，务执谦谨，防止别人借他之势在外胡作非为。否则皇帝抓到把柄，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晏遵嘱而行。后来，董贤在皇帝的指使下想尽办法，包括逮捕傅后之弟审讯，都始终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释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一直是宦海沉浮的关键所在。楚汉相争期间，率军东征的汉王刘邦，反常地几番派人慰问留守关中的丞相萧何。萧何为了祛除汉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出年轻力壮的人，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如此，萧何才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在历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场的一条定则。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不服老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

道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纷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根据周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政治秩序，正在面临崩溃。用以维持这个秩序的周文，成了徒有架子的形式。儒家想藉仁、义来充实这个外在的架子，老子及庄子则认为文、礼、仁、义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这个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在这个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受到束缚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像儒家哲学一样，道家哲学基本上也是一种内圣及成德之学，它最终的关怀是个人的修养以及成为一个有德之人[6]。但是，修道及成德无法脱离社会而完成，而社会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也就发发可危。道家并非政治上的无**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道家提出一套想法，这套想法就是“无为而治”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与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最重要的论旨就是叫人顺应自然、顺性而行，而不要刻意。在庄子《刻意篇》中所列举的五种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及道引之士，都是刻意而不顺性的人物。这些人违反了自然，因此也非得道之士。庄子认为只有瘪然无极的圣人，才能做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这样的人才能顺乎自然而得到自我解放。而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于它能顺应自然，因而成就万物。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第十章)又说：“道法自然。”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的形而上学及内圣之学在政治上的应用。《老子》及《庄子》二书中谈到无为而治的地方很多。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子》第二章)

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五十七章)

夫虚静恬淡，寂淡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者静，静者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庄子，天道篇》)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同上)

但是，究竟什么是“无为而治”呢?

老子将“无为”与“无执”并举。他说：“为者欲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欲，无执故无失。”(《老子》第六十四章)无为与无执在这里所指的是修道之人的不执著与不陷溺的一种明觉境界。所谓“陷溺”、“执著”所指的是陷溺与执著于不真实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体悟到“道”。由于经验世界中的万物万象都是变动不居的，如果我们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或任何一个对象拘执不放，以为它就是真实，则无法把握到道的真谛。因为经验世界的变动不居，虽是道的运行，但道本身却是常久而不变，独立而不改的。道本身所体现的是“无为”，它的一切都是顺乎自然。因此，有为与执著，不只不能使我们体悟及体现道，反而把我们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在政治上，怎么样才叫做“无为”呢?由于法家思想的影响，常常有人把道家在政治上的无为解释为君主的南面之“术”，这种解释是把无为纯粹当做一种君王统御臣下的技巧，君王不显示出自己的好恶，使得臣下对他莫测高深，因而也不知道如何去迎合他。在这种情况下，君王当然是处于优势的地位。虽然道家思想中不能不说隐藏有这种种子在里面，可是我却认为这不是道家无为的主要意思。如果这是无为的主要意思，则“无为而治”中的“治”字就很难讲得通。无为而治所指的并非是指君王能够全面控制臣下，如果它所指的仅是这点，则它必定要强调君王之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这个论旨却与道家的放任自然是相冲突的。如果无为所指的并不是法家的君王南面之术，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无为这种政治理论，就是要执政者清静，对于人民不做干预，让人民自己去发挥创造性。执政者因为有权在手，常常很难不使用权力去干预人民的生活，这种干预，使得人民不能顺性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因而也就妨碍甚至损伤了人民的自发性与创造性。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以“无为”作为**治理的方法的时代是在西汉初年；曹参与陈平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故事很能说明究竟道家理想中的无为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参子窟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肤与?”乃谓窟日：“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日：‘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窟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答之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日：“与窟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日：’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日：“联乃安敢望先帝I”参日：“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日：“君似不及也。”参日：“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日：“善，君休矣!”(《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

曹参这两段故事说明了无为政治中的一个要义。无为并不是指为政者终日无所事事，它所指的乃是，为政者对于百姓采取不干预的政策。让人民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在无为政治中为政者究竟做些什么事呢?为政者所负责的实际上就是制定出好的法律及规则，这些法律及规则是所有人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所必须遵守的。曹参认为萧何制定的法律及政策已经是相当完美了，他没有什么能力再对它做修改，因此，他可以乐得间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从这点可以看出，无为政治最根本的要义是尽量地给人民自由，有权者尽量地不对人民做任何干预。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自由都是无限的，因此，好的法律及规则的制定，就成了为政者的唯一工作。这种政治所造成的效果的确很像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秩序；但是，无为政治到底只是一种治理人民的方法，它与建基在人权这个概念上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哲学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无为政治的理论中，最忌讳的一种人物就是对所有的事都要明察秋毫的人，明察秋毫的人就无法放得开让别人去发展。因此，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入为丞相后，他不用赵禹，因为虽然“赵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其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汉书》卷十九，(赵禹传))。周亚夫在做将军屯兵细柳时，是以军纪严格出名的，汉文帝入营巡视也不得不按军令而下车；但是做了丞相之后，却不用赵禹这种苛察的人，这点表示周亚夫了解到军队与**是两种不同的秩序，前者是上面所说的命令式的秩序。而后者是一种自发式的秩序。如果把用在合乎前者的规则应用到后者时，所造成的一定是坏的后果。

其次，无为政治是一种分层负责的政治，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因此，它最忌讳的就是诸葛亮式的事必躬亲。中国历史上有关分层负责这个观念。以陈平与丙吉两人的故事最为居顷之，上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

“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鼓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贵廷尉；问钱毂，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日：“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扶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勃大惭，出而让平日：“君独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独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盗贼数，又欲疆对邪?”于是终侯自知其能弗如平远矣。居顷之，勃谢(病请)免相，而平颛为丞相。”(《汉书》卷四十，《陈平传》)

陈平在这段对话中所指出的就是无为政治的另一个要义，每件事情有负责的人。决狱是廷慰所管，钱毂则由治粟内史负责；而宰相所管的是佐助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天子本人则真的只要做到垂拱就行了。有为的政治则不然，权越大的人除了自己分内所该做的事以外，还要去做他属下所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就把秩序破坏了。无为并非叫为政者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让每个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分内的事。这点不仅可以用在百姓身上，让他们去充分发挥自己，同时也用在执政者的身上，使一个官僚机构本身也变成一个自发的秩序。无为政治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多决定中心式的政治，因此庄子说：“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庄子·天道篇》)

讨论过了“无为”的涵义，下面要问的是，在无为而治的理论中，怎么样才能算是“治”的境界?这种理论要建立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秩序?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来看这个道家的政治思想。先看理论方面：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庄子对于无为而治，也有下述的描写：

阳子居蹴然日：“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壮子。应帝王篇》）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架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甸甸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庄子·在有篇》)

从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无为而治这个理论中所谓的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以及庄子所说的“化贷万物而民弗恃”，“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给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都表现出道家心目中治的境界。自化、自正、自富及自朴，都是一种个体在其中能充分发挥自己才情的世界。由于政治领袖无为，不进行干涉，所以人民才能自化、自正、自富及自朴，这种成就并不是靠统治者的命令所达成，而是靠人民自己透过对自己及客观环境的知识，加以运用才能达到的。因此，老、庄都一再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上引《庄子·在有篇》最后一句话更明显地表示了道家所谓的治，乃是要让人民能顺性去发展，任何干预所带来的后果都是对这种可能性的破坏，这种想法与弥尔在《论自由》中的想法是极吻合的。弥尔认为自由是发现真理及自我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类在文化上的各种成就，都得依赖自由才能够得以充分发展；老庄的自化所指的也正是这种人的创造性的充分发展。在无为政治的理论中，“无不为”是一项极重要的观念，唯有在上者无为，才能有无不为的效果。因此，无为政治的最终目标还是无不为。无不为就是“生育万物”。

对于汉初的无为政治，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当孝惠吕后时，百姓新免毒蠡，人欲长老养幼，萧曹为极，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言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汉书》卷十二之《刑法表》)

汉初的无为政治最重要的运用范围，还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无为的经济政策就是现代的放任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的效果，使得汉初由极端贫穷的情况变为非常富裕。汉朝初年由于经过多年的战乱以及秦朝的横征暴敛，人民及政治都已到了贫困不堪的境地。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几米五千石，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之盖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上)

连天子都不能有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可见社会贫困到什么地步。

在这种极端贫困的境况下，汉初几位皇帝施行了轻徭薄赋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减税，让人民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去从事生产工作。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作了这样的描述：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间阎者食梁肉，……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细耻辱焉。

这是实行无为政治所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这种黄金时代是不常见的。

无为政治的理据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根据无为而治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才是理想的?前文中提过，无为而治与自发的秩序在效果上相仿，也就是说，根据这两种理论所建立的秩序很相像，它们都是一种自由、放任而非命令式的秩序。但是这两种理论的基本观念及立场是不同的。自由主义最基本的问题是康德所提出的“人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为而治的理论却不是建基在这个命题上的。它的基础究竟在哪里?

仁为德本

“仁”的金文字体写作“竺”，即“竹子”。竹子中空外实，如果剖开后一一分开就变薄，而全竹为厚，所以仁就是“厚以待人”。“仁”还代表二人彼此把对方当成自己一样，就是“亲”。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二”是天和地，“仁”是“天地生出万物，人就是这样产生的”。可见，“仁”是万物之源，是道德之本。

仁者爱人

“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提出仁者能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成就君子人格。《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与“地势坤”均为天地之道，天地之道的根本精神在于“无私”。古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古人认为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生成万物一片仁慈之心。君子为人之典范，应效法、顺应天地之道。

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要求人们替他人着想，帮助他人，珍爱生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

子曰：“天生德于予。”“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人处世立身，做任何事情当以仁为依据和前提。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想要的，也要帮助别人实现，出门见到谁都很恭敬，好像迎接贵宾那样，就是说要对社会上所有人都很尊重。孔子这里讲“仁爱”就是指做事要严肃认真，宽以待人，讲诚信，善待而不伤害他人。

孔子主张仁者要尊重人的价值，珍惜人的生命，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一天，孔子刚刚退朝回家，家里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向他报告：“马圈失火了。”孔子当即问道：“伤着人没有？”可见在他的心里，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三国时期的刘备，是一位拥有仁爱之心的政治家。当刘备从樊城南撤，途经荆州的时候，曹操大军步步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因有十万百姓相随，军队行动十分迟缓。有人劝他，抛弃百姓，率领少数将领轻骑而走。刘备却严肃地说：“要成就大事，必以人为本，现在老百姓愿意跟随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呢？”由于刘备坚持以仁爱之心待人，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建立了西蜀政权。

孟子提出德性、良知属于人之天性，做人要保持善性并不断升华道德境界，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把道德责任与安身立命连在一起，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认为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主张推行仁政和德化，启迪人们的善性和责任感，使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

仁政爱民

古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我国历代圣贤明君无不恪守仁爱为本的思想，以道德教化人民，带来国泰民安。

周文王姬昌仁政兴国，受到万民敬仰，人称“西伯侯（周文王）之仁，泽及枯骨”，其宽容仁爱的胸怀垂范后世。当周文王还是诸侯国君，被封为西伯时，在现今陕西鄠县东三十里的地方建造灵台，台下有灵囿、灵沼。正当挖掘池沼时，发现了许多枯骨，主管官吏立刻向文王报告。文王心生怜悯，于是吩咐主管官吏将这些枯骨埋葬。官吏说：“这些骨骸都是死了很久，没有后代的人，已经没有人管这些枯骨了。”文王说：“拥有天下者，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个邦国者，就是这个邦国的主人。这些枯骨在我的邦国内，我就是他们的主人，理应管他们的事情。”说完便命令手下准备衣棺重新埋葬这些骨骸。当时的人听到文王有这样的仁德之心，都说：“文王真是仁德啊！他的仁德都施行到枯骨上了，何况是活着的人呢？”正是由于文王广施仁德，西周才得到越来越多部族的支持。

文王之子武王率众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后，在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相反，如果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武王觉得不妥，又找来周公商量。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予生路、就地安置、区别对待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关押的贵族，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不仅得到殷人拥护，也赢得了各部族的广泛赞誉，使新兴的周朝出现了昌盛祥和的局面。

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从汉朝建立到汉文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文帝受老子思想影响，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但更主要的是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这使天下百姓受益无穷，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盛。

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180年，被拥立为天子。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以仁德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宽厚，不事苛求，所以狱事简省。

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仁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定规，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不合适的。于是，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但同时赐给全国民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三、文帝能够与民同乐。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并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四、节省民力、财力。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列侯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

五、节省物力。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诏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到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作为装饰，不修高大的坟。

六、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治罪的规定。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设置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但是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七、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经常给予农民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

八、在对待匈奴的政策方面，文帝坚持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侵扰劫掠，但是文帝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愿给百姓带来烦扰、劳苦和牺牲。

九、在对待各级官吏方面，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体谅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十、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常常自省，甚至征求各级管理层的意见。天灾出现时，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抚育众生，以致发生灾害，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十一、文帝还节省宫廷开支，以便赈灾济民。遇灾荒之年，文帝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禁令，减少宫中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裁减朝廷官吏的人数，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姓，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文帝一生致力于仁政治国，顺应民意人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

中国古代讲“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臣子事君。”其实不是为了给国君做事，而只是在国君之下做事，是为国为民做事，归根结底则是为了行仁义，辅助国君推行仁政。

在这种民本思想背景下教育出来的为官之人怀有强烈的济世爱民之志。一方面，积极关心百姓的疾苦和利益，仁政爱民；另一方面，努力做到“以德服人”，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去感化百姓。这也是历来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北宋时的程颢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济世安民之志的儒者，无论在哪里做官，他都将“视民如伤”（看待人民如同对伤员，唯恐有所惊扰，形容在上位者对人民爱护之深）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励自己勤政为民。他在扶沟县任职时，帮助百姓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

他一到任就听说当地的饮用水发咸，他问幕僚：“难道百姓一直都饮这种水吗？”幕僚说：“您有所不知，附近只有僧舍的井水还稍微甜一点儿，可又不让妇女去汲水。”程颢经过反复思考并与幕僚商议论证，令人在同一地脉的地段上凿了一口井，这样百姓吃水就不成问题了。大家都说：“这么多年的问题，程县令一来就给我们解决了。”

巡阅保甲王中正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每到地方巡查，地方长官都花很多钱讨好他。当他来扶沟县时，主管的司吏向程颢请示怎样款待王中正，程颢干脆地回答：“我们县穷，怎么能效法别的县花大把的银子去孝敬王某人？再说，这些钱都是取之于民的，依法不该乱花。”

程颢给朋友写信说：“对于百姓，我主张用仁德教化。”有一个人因偷窃被捕，程颢说：“你能痛改前非的话，我愿对你从轻处置。”此人后来再次犯事，县吏来逮捕他时，他自愧无颜再见程县令，于是自刎。

由于他勤政爱民，当他离开扶沟县到别处任职时，百姓都哭着追到县境去挽留他。

程颢曾担任过几任地方官，他为官的原则就是用德行感化百姓。在他代行上元县令时，陂塘大堤决口，必须马上堵塞，否则就会影响稻田的灌溉，但这需要很多人力。如果等待上级审批就来不及了，程颢决定立刻组织民众阻塞决口，随后再向上级禀报。他的助手劝他：“您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是要被上级怪罪的吗？”程颢回答：“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干等上级派人来堵决口，庄稼早就枯萎了，来年农民吃什么？再说，我为民请命，就算为此获罪，也在所不辞。”

于是，在他的领导监督下，决口不久就被堵住了。这一年收成极好，农民们都说：“多亏我们遇见了程县令这样一个德行宽厚仁爱、体恤百姓疾苦的好官啊！”

舍身成仁

掀开中华民族的史册，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宁死不屈的人，有许多古人甚至为了信守诺言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浩然正气之歌。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意思是说，志士仁人不苟全性命去损伤仁德，而是宁肯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十分宝贵的，然而比生命更可贵的是仁德与对真理的信仰。“舍身成仁”是指人在生死关头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仁德。

宋朝的文天祥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高官厚禄的利诱，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元世祖忽必烈深爱其才，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对忽必烈长揖不跪。忽必烈并未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忽必烈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忽必烈又让被俘的宋恭帝赵显前去劝降，文天祥面壁而跪，痛哭流涕地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文天祥被押赴刑场，他向南方跪拜，表示死后魂归故里，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忽必烈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坚守真理正义而不惜舍弃自己生命的人是伟大的，他们以丹心赤诚所建立的不灭的威德将光照千秋，在善良的人的心灵深处竖起一盏永恒闪亮的明灯。

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俗地讲，高官厚禄不能乱其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其志向，威力相逼也不能使其卑躬屈膝，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决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向邪恶妥协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提出：“唯有仁者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

孟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时被拜为客卿。一次，齐宣王问孟子：“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我不想具体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大王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说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宣王问：“道德怎么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呢？”孟子说：“一切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了。”

孟子说：“虽然大王您有这样的仁心，但是偏偏不能够施及在百姓身上，百姓感受不到您的恩泽。好比您有能够举起三千斤的力量，却拿不起一根羽毛；视力能够看到秋天毫毛的末梢，却看不见摆在眼前的一车柴草。原因是您现在的最大欲望是想征服天下，称霸诸侯，并没有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如果想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称霸天下的欲望，不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招致祸害。您考虑一下，假如真要发动全国军队，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将会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如果君主能以百姓之乐为乐，百姓也会以君主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百姓也会以君主之忧为忧。能跟天下同乐，跟天下同忧，做到这步而不能施行王道仁政的，简直不可能。”

孟子阐述了王道，最终使齐宣王心悦诚服，放弃了用武力征服，选择了仁政，齐国逐渐大治，百姓皆感孟子的恩德。

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这一切源于他有仁者无畏的浩然正气，源于他有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热爱生命的道德理念。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对真理的坚定信仰才得以延续至今，在今天，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人们只有回归和复苏良知才能明辨是非，才能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大仁为上

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人的过失，各有不同。观察他所犯的过失情形如何，便知道他心中有没有仁道了”。

子贡问孔子：“管仲不能算是仁者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没有自杀，为公子纠殉死，却当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百姓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已经是头发散乱，穿衣服开左边的文化落后民族了。管仲哪里会如百姓一般拘泥着小节小信，上吊自杀于沟渠，而没有人知道呢！”

在这里孔子是要告诉我们：“君子贞而不谅。”是说君子坚守正道，不会拘泥于小节小信。君子担当大任，要思量许多大事，就不会拘泥于小是小非，其实坚守正道，将大事考虑周到、主次轻重分明，才能临大节而不辱，处危难而不惧，为祖国、为民族、为正义舍生忘死。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是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那是得力于管仲的才能，那就是仁德的展现。主张“尊王攘夷”，反对使用暴力，而且能达到齐鲁之地避免被“夷化”的目的，就是管仲的仁德促成的。看一个人，应该从整体来看，不能只从管仲“事其主不忠”的一时过错，就否定了他匡正天下、“尊王攘夷”的大功，从整个过程来看，管仲功大于过甚多，最终也成就了仁德。

孔子认为，人之所以犯错误，从根本上讲是他没有仁德。有仁德的人往往会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没有仁德的人就无法避免错误，所以从这一点上，没有仁德的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相似的。孔子说：“一个人要是没有仁心，如何能讲礼呢？一个人要是没有仁心，如何能讲乐呢？”阐明了孔子对仁德的重视。如果一个人最基本的仁德之心都没有，遑论爱他人了！

李林甫为唐玄宗时的宰相，善于阿谀逢迎，因而取得玄宗及其亲信的欢心。李林甫平时和人接触时，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说些动听的好话，实际上他却非常阴险狡诈，常常暗中害人。日子一久，人们便发现他的伪善，在背后都称他“口有蜜、腹有剑”。

无独有偶，唐朝中书侍郎李义府，平常为人忠厚温和，而且不论和谁说话，总是面带着微笑，表现出十分诚恳的样子。其实他心地刻薄、奸诈，常以阴险的计策来陷害好人。日子一久，大家也发现了他的假面具，就说他“笑中有刀”。

“口蜜腹剑”和“笑中有刀”这样的人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外表显现得很好，很讨人好感，内心却尽想些坏主意来谋害人、算计人。这样的人是不会具备什么仁德之心的，正如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仁矣”，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养成仁德之心，成就仁德之事，防范和规避损仁害德的行为，是人类自我保护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举措。

推己及人

“人之初，性本善”是孔子对人性的取优定位，对于引导人们向善归仁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人心不古、人情冷漠、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心理和行为是一种否定和唾弃。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行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愿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对于劳苦难事，做在人家前面，对于结果收获，得在人家后面，这就可以说是仁了。”

仁者的最起点是从自己向善做起，善待他人，并且宽恕实惠于人。能将心比心，为对方设想。例如，如果我是对方，角色互换一下，我这么对待他合适吗？对方会有什么感受？假如对方不愿意，那么尊重人家的意愿和选择，换个方式善待人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人家那样对待我，我也会不愿意，那我以后也不要那样对待人家。反之，如果是好的，是大家愿意的事呢？仁者就是要善待他人，希望别人变好，自己愿意把好事与人分享，乐善好施，成人之美，正是所谓“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七十多岁了，每到天寒时都早早地起床，然后径直走进后院的厨房里，熟练地生火、烧水、煮粥。满满的一大锅粥要熬上很长时间才行，杨夫人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儿，粥香顺着热气渐渐充满了厨房，飘到了院子里。

院子的另一边，仆人们伴着这熟悉的香气陆陆续续地起床了，洗漱完毕后，到厨房接过杨夫人亲自给盛的满满一大碗热粥喝了起来，身心感到很温暖。

杨夫人的儿子杨东山看到母亲忙碌了一早晨，心疼地说：“天气这么冷，您又何苦这么操劳呢？”夫人语重心长地说：“他们虽是仆人，也是各自父母所牵挂的子女。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要给我们家里干活儿。让他们喝些热粥，胸中有些热气，这样干起活儿来才不会伤身体。”

这个故事虽然小，但是体现了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推己及人。中国传统文化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在待人处事上要推己及人，像爱戴自己的长辈那样爱戴其他的老人，以爱护自己子女之心去爱护别人的子女。这种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博爱万物的道德理念，其实这是一种无私的体现、行事的准则。如果只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只爱护自己家的孩子，看起来是尊老爱幼的表现，但是这其中更多的是私心私利，而不是真正地遵循善性善道。

其实推己及人，这是人之为人的本分。如果每个人都是想到自己，人与人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冷漠，即便是你最大限度地好像保存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你发现你的心越来越缺乏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封闭、孤独和恐惧就会日夜与你相伴。相反，如果每个人都在生活中能够想到别人，这样的社会一定充满了关怀和温馨。即便自己好像是损失了一份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会发现自己从别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回报。人类社会就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爱、协助与合作中生存和发展的，试想地球只有你一个人或每个人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地生活着，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了。

在任何时候都能想到别人，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特质。“仁”其实不是遥不可及的境界。在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的前提下，我认为好的、自己愿意要的，我想到要与人共享；我认为不好的、自己不愿意要的，我不推给别人，我想到要让别人也远离不善。凡事为对方着想，善待他人，扬善弃恶，也许这样做真的就“我欲仁，斯仁至矣”。“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所以能与人共享，而不贪得、不妒忌、不恶斗。更简单地说，仁者凡事先为他人着想，善待他人。从身边最平易的事做起，仁心常在，善行感人，他人幸福，自己快乐。

一个人发挥善的本性，在他生活交往的各个接触层面，凡愿意向善的，似乎都感受着善的力量，在朝向善的方向转化，本着善的本性就能深入地沟通交往。久而久之，能将向善的生命连成一片，向上升华，尽善尽美，从而演化为繁荣、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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