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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翻译：

魏王准备攻打邯郸，季梁听到这件事，半路上就返回来，来不及管衣着不整，顾不得洗头上的尘土，就忙着去谒见魏王，说：“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

我说：‘您既然要到楚国去，为什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他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车。’

我最后说：‘这几样越好，反而会使您离楚国越远!’如今大王的每一个行动都想建立霸业，每一个行动都想在天下取得威信；然而依仗魏国的强大，军队的精良，而去攻打邯郸，以使土地扩展，名分尊贵，大王这样的行动越多，那么距离大王的事业无疑是越来越远。这不是和那位想到楚国去的人一样了吗？

原文：

魏王(魏惠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於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此文出自战国时期·刘向《战国策·魏策》

写作背景：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

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

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汉代楚国彭城，仕于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

其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任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

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惠施的学问很渊博，那是没得说的了，魏王经常听惠施讲学，十分赞赏惠施的博学。而且，惠施对魏王也很忠诚。

那一年，魏国的宰相死了，魏王急召惠施。惠施接到诏令，立即起身，日夜兼程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准备接替宰相的职务。惠施一个随从也不曾带上，他走了一程又一程，途中，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惠施心里记挂着魏王和魏国的事情，心急火燎，结果，过河时，他一失脚跌落水中。由于惠施水性不好，他一个劲地在水里扑腾着，眼看就要沉入水底，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幸亏有个船家赶来，将惠施从水中救起，才保住了惠施的性命。船家请惠施上了船，问道：“既然你不会水，为什么不等船来呢？”

惠施回答说：“时间紧迫，我等不及。”

船家又问：“什么事这么急，让你连安全也来不及考虑呀？”

惠施说：“我要去做魏国的宰相。”

船家一听，觉得十分好笑，再瞧瞧惠施落汤鸡似的失魂落魄的样子，脸上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他耻笑惠施说：“看你刚才落水的样子，可怜巴巴的只会喊救命，如果不是我赶来，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像你这样连凫水都不会的人，还能去做宰相吗？真是太可笑了。”

惠施听了船家这番话，十分气恼，他很不客气地对船家说：“要说划船、凫水，我当然比不上你；可是要论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你同我比起来，大概只能算个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小狗。凫水能与治国相提并论吗？”

一番话，说得船家目瞪口呆。

船家哪里懂得，这世间万事万物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办法与学问，这凫水与治国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怎么可以用不会凫水就判断人家不会治国呢？

张仪在魏国挤走惠施，惠施来到楚国，楚王接待了他。

大臣冯郝对楚王说：“挤走惠施是张仪，大王与惠施结交，这是在欺骗张仪，我认为大王这样做不可取。惠施是因为张仪排挤他才来到楚国的，他也定会怨恨您与张仪结交，如果惠施知道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来楚国，而且宋王偃对惠施不错，诸侯中无人不知。现在，惠施与张仪结仇，诸侯中也无人不晓。惠施与大王结交，您便抛弃了张仪。我不理解大王这样做，是有些轻率呢？还是为了国家的大事呢？大王不如帮助惠施，送他到宋国去。然后，对张仪说：‘我是因为您才没有接待惠施的。’张仪必然感激大王。而惠施是个被排挤、遭困窘的人，大王却帮助他到宋国去，惠施也必然感激大王。这样您实际上不失为张仪着想，又可以使惠施感恩戴德。”楚王说：“好。”就把惠施送到宋国去了。

《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

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郝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心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雠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于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纳之宋。

惠施是战国时的名士。《战国策·魏二》、《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说，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宠用，惠施于是告诫他说：“你一定要很好地对待魏王身边的人。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能生存，倒着栽下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十个人栽它而一个人拔它，那它就难以生存了。十个人栽这一易生之物，却抵不过一个人的破坏，原因就在于栽起来困难，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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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需受到魏王的器重，一定具有他取得魏王器重和赏识的某方面能力。然而，不管田需的个人能力有多大，都不能必然地保证他长久地受到君王器重，因为魏王作为一国君主，他处在国家政治活动圈的中心，受到许多公侯大臣和左右侍臣的拱围，他必有自己身边的一批亲信之人，这些人物参与他的决策和用人，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甚至会动摇他的某些既成观念，田需如果不能争取到这批人物的认可和支持，那他们必然要在魏王面前诋毁田需，最后势必动摇魏王对田需的信任，使田需失去已经获得的宠信地位。�

杨树是一种易生之物，但它一经栽下，却经不起一人的拔除，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须戒除任何人的拔除。同样，田需虽有赢得君王重用的能力，但他也经不起人们的诋毁，要想取得君王的长久信任，也必须防止人们在君王面前的诋毁。惠施把这一道理明白地告诉了田需，从而教给了他一种实用的保宠之方。�

惠施的保宠之方向人们无意间透露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器重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而且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他联系大众的程度。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个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在社会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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