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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满族人不吃狗肉满清退位后末代皇帝溥仪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

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禁忌，譬如回民不吃猪肉，藏族不吃鱼，满族不吃狗肉等等。关于满族忌食狗肉的原因说法较多，通常有以下三种说法：

满族先人风俗习惯说

这种观点认为，满族作为渔猎民族，不食狗肉是其长期狩猎生活的结果。不过，在早期女真社会中，一直存在大量杀狗、吃狗肉的记载。

《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和《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都有女真“富人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之皮为裘”，“贫者则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之皮做衣裤”的相关记载。

早期的女真士兵

女真人不仅“衣其皮”，他们还十分偏爱狗肉。《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阿骨打燕宴时，曾“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虾蟆等肉”，

另外，女真人的宗教活动也常常杀狗致祭。有人得病时，“巫者杀猪狗以禳之”。

譬如南宋范成大出使金国，在邯郸地区有过类似记载，“以长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

范成大

到明朝中期，女真人还在食用狗肉。《李朝实录》记载，燕山君时（明弘治年间），朝鲜仅咸境道五镇城，赏赐给女真人的物品中，包括“鸡、犬、豕三百余口，大口鱼千余尾，烧酒四百余瓶，盐百余硕”。

“努尔哈赤报恩说”

这一传说，源于民间故事《义犬救主》。故事梗概为：

青年努尔哈赤被李成梁追杀，因极度困乏而熟睡。追兵搜不到其踪迹，欲将其放火他烧死。努尔哈赤驯养的狗拼命救主，用自己的身体沾水打湿了主人身体四周的茅草。努尔哈赤最终免于劫难，但狗却被累死了。努尔哈赤颇为感动，下令禁止杀狗并禁食狗肉。

努尔哈赤“义犬救主”主题作品

实际上，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先民依然有食用狗肉的习惯。《满文老档》记载：

（努尔哈赤对待抚顺城来降之人）统一“给以牛、马、奴仆、衣服、被褥、粮食等。又给牛一千头，以供食用。每户分给大母猪二口、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以供饲养，并给与器皿等一应物件”。

传说中的“满洲老铁”？...

要知道，成年的狗脱离主人后，别人是不容易驯养的，即便是驯养也要很长时间。况且，每户“饲养四犬”用于看家护院，似乎有不太符合常理。所以，这里的“犬”，大概率是作为食材进行分配的。

谈迁《北游录》中记载：“英王在时，尝宴诸将，可二百席。豚鸡鹅各一器。彻去，进犬豕俱尽，始行酒。”阿济格“违抗父命”，公开食用狗肉的行为，反向证明了“义犬救主”传说，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图腾说

孙文良主编《满族大辞典》认为：“狗是满族氏族制时期图腾崇拜之动物，故部人不得服其皮，食其肉。”不过前面已经提到，即便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人依旧有食用狗肉的习惯。因此，“图腾说”似乎也站不住脚。

那么问题来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满族人不吃狗肉了？满族忌食狗肉有直接关系的重大事件，是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颁布的禁狗令。

皇太极

《明史》中并无皇太极颁布“禁狗令”的具体描述，但在《天聪朝臣工奏议》中，“反向”记载了这段史实。

天聪六年正月初九高士俊谨陈末议奏：“谏新政。昨奉旨传谕，养狗者拿去城外。然一家少有两三条，多有五六条，是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臣恐盗贼生心。因见皮肉满街，恳乞敕赐每家只存一条，姑俟升平日，或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即不用亦可。”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掘以下几条信息：

“禁狗令”仅限于城内；颁布“禁狗令”的背景是扰民，容易引起恐慌；建议每家留一条狗，全部捕杀容易招贼。

皇太极的“禁狗令”行使到什么程度，历史上并无明确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狗）皮肉满街”的现状，侧面反证了在努尔哈赤时期，并无“禁狗令”的颁布。

“十骏犬图之五蓦空鹊”，郎世宁绘

我们要明确一点，入驻沈阳的八旗人丁，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生活阶段。大量养狗，确实容易造成城市夜晚的不安静，并且容易造成恐慌。

另外，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内，数量庞大的狗很容易引发民事案件的发生。早在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就针对一些频发的民事案件颁布了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如犬咬牲畜至死者，以肉归畜犬之主，令其赔偿。”

禁狗令颁布以后，狗与社会生产的直接关系渐渐疏远，但却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在这一时期，狗不仅在满族贵族子弟的狩猎活动中刷足了存在感，并频繁地作为“政治礼物”用于馈赠和接纳。《满文老档》记载：

天聪五年三月十一日：“喀喇沁部马济塔布囊来叩见汗，进汗马一、犬一，不纳，悉却之。”天聪九年正月十二，“因为耿总兵（耿仲明）官有病….去看望时令带给元帅（指孔有德）一条鳍鳇，总兵官一条鳍鳇，使汗的坤虾陪同，送给元帅二只好狗，送给总兵官二只好狗….”

在“禁狗令”的大背景下，狗与普通满族百姓（尤其是城市定居民）的生活愈发疏远，再加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食用狗肉”的频次也大幅降低了。

“十骏犬图之三苍猊”，郎世宁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满清入关后，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为了彰显与中原汉族的差异性，刻意将“禁食狗肉”当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历史上的汉族，一直都有食用狗肉的传统。像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将狗肉视为神仙食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狗肉”成为了满族大众的饮食禁忌。例如：杭州旗营、成都旗营的满族都强调满族不食狗肉。

后来，满族的统治阶层为了论证“禁食狗肉”的合法性，刻意附会上一些譬如“义犬救主”的民间故事，将饮食习惯“神话化”，并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

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

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

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

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丁巳复辟

复辟时的溥仪在乾清宫1917年6月14日，封建余孽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

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

复辟期间曾有一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大婚和离宫

皇后婉容

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

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北京事变”。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第二年2月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

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1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潜赴旅顺，不久到沈阳。

伪满洲国“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侵华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划下被挟持到沦陷区东北。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企图分裂中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

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1934年改“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

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长春伪满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被日本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充当日本侵华的工具，连出“帝”宫等权力都没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掌握在监视他的日本中将吉冈安直的掌控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沈阳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伪满洲国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溥仪的囚服

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始终未能留下后溥仪墓

代。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曾荣获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与世长辞。还有一种说法，溥仪因癌症逝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而不是他祖先的遗体所采取的土葬。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0年5月29日，即溥仪去世13年后，中国政府为溥仪举行了追悼会。在1995年的1月26日，溥仪的遗孀获准将他的骨灰入葬位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华龙皇家陵园位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崇陵旁边，距离崇陵后围墙仅200米，华龙陵园是一个由个人经营的商业性的公墓。溥仪生前就有入土为安的愿望，清西陵也是溥仪生前就确定了的葬身之所。溥仪葬入此陵园，是他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的精心安排，也是由他的妻子李淑贤亲自主持办理的。 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女士去世。

编辑本段特赦溥仪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主席与溥仪

，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提起来一批，管制一批。”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3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作自己的家了。 1959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之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提出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一些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特赦，意味着不经起诉而出狱。对于这两个字，溥仪和其他人一样为之激动、振奋，他细细地体会着毛泽东的建议，玩味着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度与宽宏。他在一份手稿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溥仪相关著作

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竟是自己！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后来的种种认识，正是毛泽东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学习改造的情况，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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